• 自评 - [而已集(文)]

    2011-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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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民粹主义在国内一直极有市场,加之近年来国人民族意识的高涨,因此一种向乡土文化回归的呼声的出现,并不令人惊讶。时间上的国学,空间上的乡土,构成了文化寻根之路的两翼。长短局开篇从共通感开始谈论社会区隔,并指出“共通感只是一种善良愿望“,然而,情况却可能是正是基于审美共通感,作为一种炫富意识形态的时尚,才得以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正如尤西林教授所指出:“在传统共同体信仰衰落的现代社会, 审美共通感成为天然正当的沟通中介与公共精神重要的象征代表, 从而成为中国新资产阶级争取社会认同感的无形资源。这也是审美时尚在现代化转型期中国特殊的政治哲学涵义。财富经由审美时尚风格悦服人心并同化民众感知方式, 遂在消费主义幸福感与现代进步主义历史观中淡化了社会正义。现代审美的危机在于, 唯形式扮饰的审美时尚受制于金钱支配下的商品消费并极易蜕变为富人的审美意识形态。当富人以审美时尚厌恶穷人的丑陋外表时, 审美共通感的人类公共性及其人文超越本义已遭否弃。”(尤西林:《审美共通感的社会认同功能》)。

    不过,我不承认“审美共通感在康德那里以及尤教授这里强调的先验性质,这种审美共通感及审美时尚之所以能够在当今社会各阶层流通无碍,主要得益于中产阶级的壮大、大众文化的发达,西美尔早在其《时尚的哲学》一文中就曾指出,中产阶级才是构建时尚最强大的生力军,因为上层阶级太保守,而下层阶级太迟钝。在今天,中产阶级不止是审美品味的传导者,更是其制造者。他们因此抹平了审美品味的阶级差异,制造了“审美共通感”。而这种审美共通感正是消费主义所期盼的,因为当审美品味本身已经没有本质上的价值差异之后,那么,唯一能赋予其价值差异的就是价格。“贵族”和平民同样喝可口可乐,看美国大片,不同之处只在于“贵族”坐的是VIP包厢,喝的是五星级宾馆里的可口可乐,也就是说他们的审美层次只有通过附加的消费条件才能够显示出来。同样,两件摆在一起的衬衣可能款式质料都无多大区别,这个时候,其价值差异就只有通过“牌子“才能显现,而”牌子“无非就是一种价格和财富的标记。

    也正因此,当前正在乡村之中崛起的乡村流行文化,就无意中暗含了一种对于这种财富==幸福的意识形态的抵抗。因为,它们证明用一种廉价和山寨的方式,同样可以构建这个等式,而且甚至从其中得到的快乐还要更多更真实。同时,这种山寨流行文化也以自己特有的风格,迎合和维护着乡村人的审美口味,抗拒着所向披靡的“共通感”,尽管这是一种相当低端的维护和抗拒。这种乡村文化的兴起基于对都市流行文化的模仿,但它又不止步于模仿,它确实契合了乡村中国的某些精神气质,富有针对性地填补了人们的审美空缺,也满足并挑动着乡村青年的身份意识,像任何年轻人一样,他们不甘心居于被动的位置,被动的接受城里年轻人挑拣剩下的文化残羹,被动的享用城里人淘汰的各种生活资源,被动的接受城里人的奚落。

    说到审美口味和精神气质的契合,以流行音乐为例,这些流行歌曲极为注重吸收民歌、红歌等本来就在乡村有着良好接受基础的音乐风格,辅之以简单上口的旋律,直白浅显的歌词,甚至可以把这种音乐视为一种“新民歌”。与此相应的,在风格气质上,这种乡村流行音乐呈现出与以港台歌曲为代表的“靡靡之音“截然不同的个性气质,从总体来看,它们更直接、简单、奔放、阳刚、乐观。相比于都市流行文化,及其背后所承载的那种细腻、婉约、复杂、精致,同时也更多限制,更加伤感,更多灰暗和悲伤的都市生活及都市情调来,这种”穷欢乐“的乡村流行文化已经传递出另外一种意识形态萌动的气息,而这如果与在乡村扎根更深的红色意识形态相联系,还更令人寻味。

    当然,从客观的制作水准和“艺术“水准来看,尤其是在都市青年们挑剔的耳朵听来,以上不乏褒义的形容词又大都可以概括为”粗糙“一词,这是不可否认的。然而,同样无可否认的是,这股如火如荼的乡村流行文化浪潮已经席卷和影响了整个流行文化工业,以流行歌曲为例,内地乡土流行音乐的兴起,几乎硬生生把港台流行音乐逼成了独立音乐。像陈奕迅这样的新天王要论歌曲的知名度,在乡村远远不及刀郎,因此流行和传播范围也局限于城市,而老天王谭咏麟倒是识时务,开始翻唱起了刀郎。

    跟长短局一样,对于这种新兴的乡村流行文化,我也不想一味褒扬,毕竟背后策动的还是商业运作,照现在的情况看,要指望它来突击消费主义是不可能的。那怕它真的有几次神来之笔,立下点小的战功,但由于都市对于乡村不可倒转的强势地位,它马上又会被都市文化及消费主义所收编,就像旭日阳刚的成名经历一样。因此,这种乡土文化对于都市文化的抵抗和敌视,也可以解读为是一种依附和觊觎。长短局期待一种真正发源于乡土大地的新兴文化的出现,来荡涤都市文化的暮气和物化,这当然是一个宏大而美好的愿望。但是,正如在泼先生乡村问题讨论会中,忘了时间的猪等朋友所指出的,中国的乡村是否还存有这么强大的文化生产力,这是令人质疑和忧虑的问题。即便存在,要使其冲破商业文化、政治监管、城乡差异等种种壁垒,也殊非易事。

    当然,事无绝对,只要我们不抱着绝对的期望,也就不至于绝对的失望,一种发源自乡土的本土文化的复兴恐怕只是一个过时的梦想,但是,乡村作为一种与城市对立的存在,却总会为人们提供一种天然的反思视角,作为城市的他者,无论它如何缩水,却都还保留着制造意外的力量。“穷欢乐“的乡村流行文化对于消费主义无心插柳的冲击,就是一个意外。而且可以想见,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乡村年轻人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主体意识的继续高涨,都市和乡村各方面的隔阂将会逐渐缩小,而现在这种城乡之间极不对称的结构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虽然即使到那个时候,要指望长期为都市文化所殖民,从而其根基和精华已经严重流失的乡村文化,反过来对都市施加良性影响可能依旧希望渺茫,不过,可以预见的是,都市和乡村之间当下的严重区隔将会得到缓和。

    从这个角度出发,长短局最后对于“炸平“区隔的呼告也就有了一定的现实意义。不过社会区隔背后的经济基础毕竟不是文化认同可以移平的,文化认同的功能更多的在于降低这种经济基础的威力。就比如让人们意识到所谓的审美歧见背后掩藏的是经济差异,对于乡土文化的嘲笑不是一种清高,而是一种媚俗,一种势利,从而引起人们的反思,使这种区隔背后的财富逻辑不再显得那么无坚不摧。另外,他用了”反讽“这个含义颇为复杂的词语模糊了焦点,也就使得自己的说法几乎也只流于一种反讽。说到这种”反讽“,中产阶级当然有一种天然的优势,因为他们本身就处于中间阶层,这赋予了他们居间的能力,在腾空的夹层中,他们可以辗转挪移、游刃有余,既讽刺上层,又嘲笑下层,立于不败之地。而这种“反讽”所带出的那种角色扮演游戏,以及都市年轻人们的价值选择动向,其实无非是暴露了这样一个朴素的事实:作为”共通感“、”时尚“和价值观主要策源地的中产阶级青年人,在经过神通广大的消费主义洗礼、来势汹汹的乡村流行文化冲击之后,已经进入反思阶段,开始调整和碾磨新的价值观。在人们见过犀利哥的时尚,见过太多因中国人的疯狂抢购而身价大跌的国际名牌之后,在农村山寨文化照见都市文化那不堪回首的山寨血统(崇洋媚外,一如农村人对都市文化的崇拜)之后,一只只银镯被逐渐还原成了一条条金链,金链又变成了铜链,变成了土。这一次他们那种居间的狡黠的伎俩,或许为成为一把剃刀,切除自卑和盲目,割破皇帝的新装,迎来一种比较健康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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