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建高铁没有经过论证,没有充分考虑人民意见和实际利益就匆匆上马,强奸民意为其一。

    2.巨额投入,挥霍人民的血汗钱为其二(不排除洗钱的嫌疑)

    3.高铁建成,票价飙升,人民无法自由选择其它铁路运输方式,用人民的骨头榨人民的油为其三。

    4.在以上前提下,还不能保证铁路安全,发生奇迹般的大灾难为其四。

    5.在发生灾祸的情况,救治不力,为求掩盖真相而不顾受难者死活,近似于谋杀般的救援。为其五。

     

    还怎么能忍呢?且看它会继续张狂到何种地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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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 参观了著名的TLQ监狱,在很市区的地方,旁边就是居民小区和办公楼,再旁边就是战时的犹太区。历史悠久,声名远播,我们看到的当然都是积极的一面,文艺汇演,诗歌朗诵,歌唱祖国,歌唱党。客观地说,该监狱在硬件和软件上应当也都是在同类在不俗的,毕竟是老牌监狱,又在市区,地位重要,身高为范。但饶是与犯人们亲切座谈,看他们积极表现,还是觉得浑身不舒服。不只是因为自由的受限,也不只是因为个性的压抑。这些过着介于动物和圣人之间生活的犯人的脸,几乎清一色的平和而专注,像微风拂过的草坪,然而,这反衬出那曾经来临过的风暴。草坪越平和,就越让你揣度风暴有多猛烈,而在这二者之间那条阴森的暗道才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他们还在里面摸黑。一个灵魂的展开,折叠又展开,有的可能是一次戏剧性事件,而对于更多的人,恐怕只是一次无谓的呈现。

     

  • 峨眉就在前一天,前一天我刚去过,雨雾蒙蔽了山水,佛光也不可寻,看到的只是不善的僧人,各种挤得出奶水的愿望,猴子有了人性,这未必是好事。旅行的意义在哪里呢?走走名山大川,呼吸新鲜空气,说一声:我爱大自然,大自然赶紧退避三舍。又说:我来过。我来过即我没来过,在走访名单上又勾掉了一个地名,峨眉再也不会被我经过,那个我来之前的前一天的峨眉永远在前一天,而且,它是死在了前一天。

  •     比赛高潮迭起,一浪高过一浪,最后进入白热化的“比惨”阶段,终于,断臂钢琴师刘伟不负众望,摘得头魁。至此,舶来的提倡竞技的“达人秀”与本土重视催情的“综艺大观”水乳交融,长出了一朵既具观赏性,又具教育意义的文艺奇葩。它站在非诚勿扰的对立面,这一刻,五洲同庆,锣鼓齐鸣。
            先前,我只在网络上偶尔看到过半集《中国达人秀》,直观感觉是这比赛具有刮痧的疗效,让人鸡皮疙瘩骤起。先是来了一位跳肚皮舞的民工兄弟,很快被评委掐熄;接着是一位七十多岁的健美大爷,二话不说就开始光着身子在台上做引体向上,拉都拉不住;再后来是一位眉目含情,山水含笑的跳小天鹅的中年男老总。 看到这里,我感觉这不是中国达人秀,这是中国异人秀。异人一词无褒贬之意,只不过我本以为达人应该比拼的是技艺,而在这个舞台上,参赛者身份的特异比技艺的高低更为重要。唯一的亮点是民谣歌手川子和他的爱犬嘟嘟合唱“人鬼情未了”,全场起立,令人动容。然而,这片刻的感动很快又被看热闹,甚至看出丑的闲情和逗乐的欢笑淹没了,衰老的嘟嘟哪里会知道它的声嘶力竭只不过是一场秀。
             转眼到了决赛,达人秀的舞台从室内剧场搞大到八万人体育场,据说还全球直播,与英美达人秀结成统一战线。只可惜主办方搞大到不可收拾,慌乱的主持人和评委,摸头不着脑的英美达人们,导播在全景和近景之间的切换屡屡出错,像个左右不分的军训生……周立波的包袱还没抖出来,就烂掉了,他问一个外国人“你是外国人吗?”鸡皮疙瘩又不自觉的冒出来,这哪是中国达人秀,这是中国丢人秀。
           好在我们还有中国残人秀可以看,这个说法同样没有歧视之意,对于两组身残志坚的残疾艺人,他们精湛用心的的表演自然值得所有人尊敬。追求梦想的胖同学也无可厚非。只不过,当把他们与其他选手放在同一舞台竞技的时候,这一面的平等却要以另一面的不平等为代价。人们的同情和崇敬,评委无形中的道德压力让他们占得了优势。有人会义正辞严地发声,达人秀本来就不是纯粹技艺的比拼,它比的是精神,比的是人性,比的是爱,比的是灵魂(天哪!伊能静几乎每段点评都像吹泡泡糖一样吐出这个大词)。然而,假设每届都是类似结果的话,难保爱尝鲜的观众们不会审美疲劳,当这场秀逐渐拉起它慈善的帷幕之时,是不是会更显世态炎凉?
            说到评委,周立波,伊能静混迹于其中我不感到奇怪,一个精于做人(拿伊卒塌!),一个擅长作秀,合起来正好是做作。而高晓松头顶校园民谣氤氲不散的露气,就这么白衣飘飘,披头散发地走出来了,丝毫不顾忌形象有没有侵犯到刘欢的版权。他依旧口才一流,富于激情,只不过说起话来“越来越客气”,将写词的才华都用在了拐弯抹角的说话上。他像个被贬下天庭的天蓬元帅,一脸祥和的堆坐在座位上,享受着塞林格的诅咒“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不过,转念一想,这个事业不就是他在早年名曲《上班族》里写的“你有个家属于60后、80后和00后的家,你是个男人就注定要支撑它”。这样一来,你又不知道该鄙视他同情他还是尊重他了,他现在的这种生活正是当初校园民谣里那种对未来的抗拒和哀伤的源泉,这么说,他还得感谢它。
          再回过头来看看一台商业节目的升华路线,先是发掘草根艺人,后是展示自己,我行我秀,进而展现盛世之中人民昂扬乐观的风貌,再继而百花齐放都是春,最后推举出一位残疾人做冠军,充分展现出社会主义社会人民道德的高尚(恕我孤陋,英美达人好像都不是类似结果,这些异化的人)。
            问题是,整台节目至始至终就跟道德和风尚没什么关系。它或许有一定的励志效果,但励志的自我成功跟道德的朝向他人压根就不沾边,尤其是这个梦想仅限于一夜成名的时候。还有什么比成名更自私,更庸俗的梦想呢?为什么敢于展示自我,哪怕出丑就值得提倡,它与自信之间的等式又如何演算出来?
               这节目有个好处,那就是让每个人都做五分钟的明星,但安迪•沃霍尔没有把后半句说出来,这种成名是一次性的,就像在故宫穿上皇袍照一张相,照多了别人没趣,自己也没趣。一次性实现,一次性报销。
             要抱着玩玩的态度也好,可怜的是那些在这上面压了太多赌注的人。如果大多数终究要被遗忘的残疾人和弱势选手十年磨剑,只不过是为了昙花一现,在世人面前秀出一道长光,再继而隐入更深的晦暗,那这只会让人更感悲凉。更何况,他们的表演只不过装点了一群看客的晚宴。
              公元2010年10月10日晚,前不见芙蓉,后不见玉凤, 一场八万人的奢华秀,在台上台下病人的团体高烧中徐徐落幕,愿他们今晚做个安稳点的梦。

  •   针对祝秀侠一篇名为《论新八股》的文章,鲁迅作了《透底》一文予以回应。祝文大致的意思是,当时一些文章充斥着“普列汉诺夫说”、“达尔文说”,实与八股文中动不动就“子曰"无异。鲁迅对他的批评还算客气,他指出祝的观点是透底端,过于武断。祝又予以回应,说他当然不会如此愚蠢,不辨合理的“子曰"和教条的“子曰”。鲁迅又回应道,如是,就要认真分辨,仔细分析,动不动就把所有“子曰”归入八股本身不也是一种八股?而他写此文的目的正是要反对当时弥漫的这一虚无主义倾向。

  •         毫无疑问,荷兰这届的打法大多数荷迷都不喜欢,更何况他队球迷,西班牙的传球也确实很好看。但CCAV几个评论员所谓“艺术足球战胜功利足球”的说法真是大谬不然。首先,我不觉得只有娴熟的地面配合才算艺术,其次,将“艺术足球”与“功利足球”相对更是不靠谱。仿佛艺术足球就不功利一样。再次,功利是一种价值判断,甚至道德评价,其本身已经违背了评论公允的标准,更是对各种足球风格和传统的简单指称和粗暴强奸。试问,难道这次西班牙的打法不功利吗?先进一个球,然后不停的倒脚,这还不够实用?每场进球不超过两个,这就叫华丽?风格就是风格,其本身在某个时段或许有高低之分,美丑之别,但这都与功不功利的价值判断无涉。各个球队对于风格和策略的选择基于本国的足球传统、自身球员的特点,以及主教练的战术思维,正是因为球场上有不同风格的并存和竞争,比赛才好看,如果“艺术足球”一统江湖,每个球队都比拼传球,大打太极,球场上再没有快速反击、长途奔袭、精妙长传……会不会也很令人审美疲劳?如果按照张路所说,所谓功利足球就是只追求结果的话,那所有足球都是功利足球。如果说艺术足球就是除了追求结果,还最求场面的好看的话,那以西班牙为例,在本届杯赛中,除了传球和配合之外,很难说他们就奉献了多么精彩动人的比赛。而这些传球和配合,难道是西班牙为了使比赛更好看吗?它本身就是战术的一部分。张路们要说的其实无非就是他们喜欢西班牙的风格而已,没必要还附带上这么多过度诠释吧。什么艺术不艺术,功利不功利,足球本身的胜利不胜利,未来不未来都是扯淡。足球什么时候没有过未来了?又有什么风格可以掌管足球的未来?至于球迷喜欢不喜欢看,又哪轮得到各位操心,德国踢得最简单最难看的时候不也还有一大堆德迷支持吗?这些球评人或许懂球,但缺乏逻辑,按照西班牙的个人特点及其足球传统,他们选择这样的打法本身出于实用的目的,因为这样能最大程度的保证他们的胜率,让他们学英格兰德国意大利,他们学得来吗?因此,所有风格和打法都只是球队自身选择的一种最顺手也最有胜算的赢取胜利的方法而已,风格之间的区别是筷子和刀叉的区别,根本不涉及功利不功利的价值判断。说荷兰是功利足球,西班牙是艺术足球,就跟当年说李白是无产阶级,杜甫是地主阶级一样。

            因此西班牙夺冠的意义在于,他们坚守了自身的传统和打法,并将其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就好像少林弟子通过少林功夫夺得了武林盟主。而我荷即使这次夺冠也留有遗憾的原因在于,即使夺得了武林盟主,这名武当传人,用的还是峨眉的武功。问题不就是这么简单吗?而一旦使用“功利”这样的字眼,我荷就似乎从艺术家变成了奸商,不止要接受球迷们对打法上的不满,还要接受媒体和不明真相的群众的道德审判。这对这届虽不算十分强大,但表现得比起以往更具战术素养、更沉稳、顽强的荷兰队是不公的。

           支持一个球队的原因很复杂。庸俗一点来说,对于世界杯,选择一个喜欢的球队,只是为了更好地参与这个全球性的游戏,就像下跳棋的时候,你选择某种颜色的弹子球一样。当我说我是荷兰球迷时,指的总不是我支持某一时段、某一批次的荷兰队,不是克鲁伊夫的荷兰队、不是范巴斯滕的荷兰队、不是博格坎普的荷兰队、不是范尼的荷兰队、不是斯奈德的荷兰队,我支持的就是荷兰队本身。它包含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它只是一个名称,一抹橙色,但光是这,就足以让我激动不已。这可以说是一种宿命的选择,它与个人的人生和看球经历、个性、情结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与其说这是对球队的忠贞,不如说是对自我的忠贞。在这种无条件的坚持中,荷兰已经成为一个理念。而荷兰足球赖以闻名于世的全攻全守打法看似似一个概念,但由于其理想化的追求和操作的难度,也已接近于一个理念。从这个角度说,不夺冠只不过是进一步圣化了这个理念而已。

            最后,我不喜欢这届荷兰队的打法,但我喜欢这届荷兰队。喜欢罗本、库伊特、斯奈德、埃利亚……而决赛中我只尊敬阿隆索一人,是条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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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宫,基本上把梵天、梵蒂冈、阿房宫的光都沾过来了,外面气势恢宏,里面金碧辉煌,教堂的高屋顶,搭配上佛教的艺术品,另有现代化的灯光变幻万千,如入大片意义上的极乐世界,极尽奢华之能事,问题是——这跟宗教原意有什么关系?佛教本来应是禁欲相当严格的宗教,在这儿,基本上就是一大堆珠光宝气。

    现代多媒体技术的辅助也许会让人产生一种感官上的宗教体验,在杰克逊布加勒斯特演唱会上,无数观众都犹如酒神附体,伴随着激烈的身体反应:尖叫、痛哭、昏厥……最强大的巫术也不过如此,但真正心灵上的皈依还有赖于孤独的反思,这一点伟大如杰克逊也爱莫能助,甚至还自身难保。

         不过,如果做得不是那么俗的话,作为艺术观赏倒也很值得一看。比如离梵宫不远的九龙灌浴就很有意思嘛。广场上矗立着一朵巨大的莲花宝座,据说佛祖就在莲花中诞生。宝座由四个金刚托起,底部衬托着白色的圆形大理石水池,九条飞龙和八个形态各异的供养人环绕着巨大的水池。仪式开始,伴随着史诗般的《佛之诞》音乐,水池上的喷泉从龙嘴里喷出,飞天起舞。喷泉随着乐声和节奏,表现出高低错落,轻重缓急,那四位神态勇猛,甚至有些狰狞的金刚逐渐被浸湿,仿佛为圣水所浇醒一般。由于喷泉的对比,他们看似也有了动静。一只鸽子扑哧飞过,立在石柱上打望。我又凑近到水池边上观赏,不防音乐达到最高潮,喷泉以最大力度向上喷去,九条龙一起为佛祖洗礼。水落下来,打在我身上。仰头望去,水光四溢,如露如电,确如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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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学习新闻摄影,一定不会对“信息量”这个词感到陌生。教科书强调,要在新闻照片中容纳更多的信息量提供给读者,这是摄影记者偏爱广角的理由。

     

    但读者为什么要获得这么多信息量?我却从来没有追究过这个问题。

     

    W.J. Mitchell在他的著作《The Reconfigured EyeVisual Truth in the Post-Photographic Era》中有这样的分析:

     

    我们认知事物的方式是依靠完形的方法,从部分推导整体。一张提供丰富信息量的照片,给读者留下更多的解读线索,使之可以根据其已有的知识经验,对照片作为证据的可信性得出判断。也就是说,照片中的信息越多,会越容易判断出它是否接近真相。

                                      ——转自1146教室

                                   

                   信息量本身不是目的,通过信息量来透视真理才是目的。


  • 《论写作》 
       
      原著:雷蒙德.卡佛 
      翻译:小二 
       
      还是在六十年代中期,我就对长篇叙事小说失去了兴趣。在一段时间里,别说是写,就连读完一篇都觉得吃力。我的注意力难以持久,不再有耐心写长篇。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说来话长,我不想在这儿多罗嗦了。但我知道,这直接导致了我对诗和短篇小说的爱好。进去,出来,不拖延,下一个。也许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没了雄心壮志。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倒是件好事了。野心和一点运气对一个作家是有帮助的,但野心太大又碰上运气不好的话,会把一个作家置于死地。另外,没有才华也是不行的。 
       
      有些作家很有才华,我还真不知道一点才华都没有的作家。但是,对事物独特而准确的观察,再用恰当的文字把它表述出来,则又另当别论了。《加普的世界》其实是欧文(John Irving)自己奇妙的世界。对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而言,则存在着另外一个世界。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和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有他们自己的世界。对奇佛(Cheever), 厄普代克(Updike), 辛格(Singer), 埃尔金(Stanley Elkin), 贝蒂(Ann Beattie), 奥齐克(Cynthia Ozick), 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 罗宾森(Mary Robison), 基特里奇(William Kittredge), 汉纳(Barry Hannah)和勒奎恩(Ursula K. LeGuin)来说,都存在着一个与他人完全不同的世界。每一个伟大的作家,甚至每一个还可以的作家,都在根据自己的规则来构造世界。 
       
      以上所说的和所谓的风格有点关系,但也不尽然。它像签名一样,是一个作家独特的、不会与他人混淆的东西。它是这个作家的世界,是把一个作家与另一个作家区分开来的东西,与才华无关。这个世界上才华有的是,但一个能持久的作家必须有自己独到的观察事物的方法,并能对所观察到的事物加以艺术地叙述。 
       
      黛因生(Isak Dinesen)曾说过,她每天写一点。不为所喜,不为所忧。我想有一天我会把这个抄在一张三乘五寸的卡片上,并贴在我写字台正面的墙上。我已在那面墙上贴了些三乘五的卡片,“准确的陈述是写作的第一要素” --庞德(Ezra Pound),就是其中一张。我知道,写作不仅仅只是这一点。但如能做到‘准确的陈述’,你的路子起码是走对了。 
       
      我墙上还有张三乘五寸的卡片,上面有我从契可夫(Chekov)的一篇小说里摘录的一句话:“……突然,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我发现这几个字充满奇妙和可能性。我喜欢它们的简洁以及所暗示的一种启示。另外,它们还带着点神秘色彩。过去不清楚的是什么?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变得清晰了?什么原因?还有个最关键的问题--然后呢?这种突然的清晰必然伴随着结果,我感到一种释然和期待。 
       
      我曾无意听到作家沃尔夫(Geoffrey Wolff)对他的学生说:“别耍廉价的花招” 这句话也该写在一张卡片上。我还要更进一步:“别耍花招” 句号。我痛恨花招,在小说中,我一看见小花招或伎俩,不管是廉价的还是精心制作的,我都不想再往下看。小伎俩使人厌烦,而我又特别容易感到厌烦,这大概和我注意力不能长时间集中有关。和愚蠢的写作一样,那些自以为聪明和时髦夸张的写作也使我昏昏欲睡。作家不需要靠耍花招和卖弄技巧,你没必要是个聪明绝顶的家伙。尽管你有可能被人看成傻子,作家要有面对简单的事物,比如落日或一只旧鞋子,惊讶得张口结舌的资质。 
       
      几个月前,巴思(John Barth)在纽约时报的书评专栏里曾提到,十年前,参加他写作短训班的学生,大多对‘形式创新’ 着迷。而现在不太一样了。那些自由开放的实验小说不再时髦,他担心八十年代的人又开始写那些老生常谈的小说。每当听见人们在我面前谈论小说的‘形式创新’,我总会感到不太自在。你会发现,很多不负责任、愚蠢和模仿他人的写作,常常都是以‘实验’为幌子。这种写作往往是对读者的粗暴,使他们和作者产生隔阂。它不会给我们带来与世界有关的任何新信息,只是描述一幅荒凉的景象,几个小沙丘,几只蜥蜴,没有任何人和与人有关的东西。这是个只有少数科学家才会感兴趣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真正的实验小说必须是原创的,它是艰苦劳动的回报。一味地追随和模仿他人对事物的观察方法是徒劳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巴塞尔姆,另一个作家如果以‘创新’ 的名义,盗用巴塞尔姆特有的灵感或表达方式,其结果只会是混乱,失败和自欺欺人。如庞得所说,真正的实验小说应该是全新的。 而且,不能为创新而创新。如果一个作家还没有走火入魔的话,他的世界和读者的世界是能够沟通的。 
       
      在一首诗或一篇短篇小说里,我们完全可以用普通而精准的语言来描述普通的事情,赋予一些常见的事物,如一张椅子,一扇窗帘,一把叉子,一块石头,或一付耳环以惊人的魔力。纳博科夫(Nabokov)就有这样的本事,用一段看似无关痛痒的对话,让你读后脊背发凉,并感受到艺术上的享受。我对这样的作品才感兴趣。我讨厌杂乱无章的写作,不管它是打着实验小说的旗号还是以现实主义的名义。在巴别尔(Isaac Babel)的那部绝妙的小说《盖 • 德 • 莫泊桑》里,叙述者有这么一段有关小说写作的话:“没有什么能比一个放在恰当位子上的句号更能打动你的心。”这句话同样应该写在一张三乘五的卡片上。 
       
      康奈尔(Connell)在谈论小说修改时说,当他开始删除一些逗号,随后又把这些逗号放回原处时,他知道这部小说差不多写完了。我喜欢这种认真的工作方式。我们作为作家,唯一拥有的只是些字和词。只有把它们连同标点符号一起,放在恰当的位子上,才能最好地表达我们想说的东西。如果词句因为作者自己的情绪失控而变得沉重,或由于某种原因而不能够准确,读者的艺术感官就不会被你的作品触动,从而无法对它感兴趣。詹姆士(Henry James)称这一类不幸的写作为“微弱的陈述。” 
       
      我有朋友曾对我说,因为需要钱,他不得不赶着写完一本书。编辑和老婆都在后面催着呢,说不定哪天就会弃他而去,等等。对自己写得不好的另一个借口是:“如果再花点时间的话,我会写得更好。”当我听见我的一个写长篇的朋友说这句话时,我简直有点目瞪口呆了,直到现在我还有这种感觉。虽然这不关我什么事,但是,在写一部作品时,你如果不把全部的本事都用上,你为什么要写它呢?说到底,一个尽自己最大能力写出来的作品,以及因写它而得到的满足感。是我们唯一能够带进棺材里的东西。我想对我的那位朋友说,看在老天的份上,您干点别的什么吧。这个世界上总还有些既容易又能保持诚实的赚钱方法吧。或者,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写,写完就完了,不要找借口,不要抱怨,更不要解释。 
       
      在一篇叫做《短篇写作》的文章里,奥康纳把写作比作发现。她说当她准备写一部小说时,常常不知道她到底要写些什么。她怀疑大多数作家在一开始就知道小说的走向。她用《善良的乡村人》这部小说作为例子,来说明她的写作过程。她常常是在小说快写完时才知道该怎样去结尾。 
       
      ‘我开始写那部小说时,并不知道里面会有一个有一条木腿的博士。有天早上,我在写两个我较熟悉的女人。我给其中的一个安排了一个有条木腿的女儿,我又加了个推销圣经的人物,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在小说中将会干些什么。我不知道他会去偷那条木腿,直到我写了十几行后才有了这个想法。但这个主意一形成,一切都变得那么必然。’ 
       
      有一次,我坐下来写最终成为一部很不错的小说。开始,我只有开头的一句话:“当电话铃响起的时候,他正在吸尘。”接下来的几天里,这句话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我知道有个故事在那儿跃跃欲试,我能从骨子里面感到那句话是一个故事的开头,如果我能有时间的话,那怕只有十几个小时,我会写出个很好的故事。我终于在一个早上坐了下来,并写下了那句开头。很快,其他句子接踵而至。就像我写诗时那样,一句接着一句。不一会儿,一个短篇就成形了。我知道我终于写出了一个我一直想写的故事。 
       
      我喜欢小说里有些恐慌和紧张的气氛,起码它对小说的销售有帮助。好的故事里需要一种紧张的氛围,某件事马上就要发生了,它在一步一步地逼近。小说里的这种氛围,是靠实实在在的词创造出来的视觉效果。同时,那些没写出来的、暗示性的东西,那些隐藏在平滑(或微微有点起伏)的表层下面的东西,也会起到同样的效果。普里切特(V. S. Pritchett)给短篇小说的定义是:“眼角闪过的一瞥。”请注意这‘一瞥’。先是有‘一瞥’,再给这‘一瞥’赋予生命,将这‘一瞥’转化成对当前时刻的阐明。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进一步对事情的结果和意义加以延伸。短篇小说家的使命就是充分地利用这‘一瞥’,用智慧和文学手法来展现作者的才华,尺寸感,适度感,以及对外界事物的看法――我这里特别强调与众不同的看法。而这一切,是要靠清晰准确的语言来实现的。用语言赋予细节以生气,使故事生辉。语言精准了,细节才会具体传神。为了准确地描述,你甚至可以用一些通俗的词。只要运用得当,它们同样可以起到一字千斤的效果。 
       
       
      Dec. 7, 2006 
       
       
      <On Writing> 
      Raymond Carver 
       
      Back in the mid-1960s, I found I was having trouble concentrating my attention on long narrative fiction. For a time I experienced difficulty in trying to read it as well as in attempting to write it. My attention span had gone out on me; I no longer had the patience to try to write novels, it’s an involved story, too tedious to talk about here. But I know it has much to do now with why I write poems and short stories. Get in, get out. Don’t linger. Go on. It could be that I lost any great ambitions at about the same time, in my late twenties. If I did, I think it was good it happened. Ambition and a little luck are good things for a writer to have going for him. Too much ambition and bad luck, or no luck at all, can be killing. There has to be talent. 
       
      Some writers have a bunch of talent; I don’t know any writers who are without it. But a unique and exact way of looking things, and finding the right context for expressing that way of looking, that’s something else. The World According to Garp is, of course, the marvelous world according to John Irving. There is another world according to Flannery O’Connor, and others according to William Faulkner and Ernest Heminway. There are worlds according to Cheever, Updike, Singer, Stanley Elkin, Ann Beattie, Cynthia Ozick, Donald Barthelme, Mary Robison, William Kittredge, Barry Hannah, Ursula K. LeGuin,. Every great or even every very good writer makes the world according to his own specifications. 
       
      It’s akin to style, what I’m talking about, but it isn’t style alone. It is the writer’s particular and unmistakable signature on everything he writes. It is his world and no other. This i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distinguish one writer from another. Not talent. There’s plenty of that around. But a writer who has some special way of looking at things and who gives artistic expression to that way of looking: that writer may be around for a time. 
       
      Isak Dinesen said that she wrote a little every day, without hope and without despair. Someday I’ll put that on a three-by-five card and tape it to the wall beside my desk. I have some three-by-five cards on the wall now. « Fundamental accuracy of statement is the ONE sole morality of writing. » Ezra Pound. It is not everything by ANY means, but if a writer has « fundamental accuracy of statement » going for him, he’s at least on the right track. 
       
      I have a three-by-five up there with this fragment of a sentence from a story by Chekov : « … and suddenly everything became clear to him .» I find these words filled with wonder and possibility. I love their simple clarity, and the hint of revelation that’s implied. There is mystery, too. What has been unclear before? Why is it just now becoming clear? What’s happened? Most of all – what now? There are consequences as a result of such sudden awakenings. I feel a sharp sense or relief – and anticipation. 
       
      I overheard the writer Geoffrey Wolff say « No cheap tricks » to a group of writing students. That should go on a three-by-five card. I’d amend it a little to « No tricks. » Period. I hate tricks. At the first sign of a trick or a gimmick in a piece of fiction, a cheap trick or even an elaborate trick, I tend to look for cover. Tricks are ultimately boring, and I get bored easily, which may go along with my not having much of an attention span. But extremely clever chi-chi writing, or just plain tomfoolery writing, puts me to sleep. Writers don’t need tricks or gimmicks or even necessarily need to be the smartest fellows on the block. At the risk of appearing foolish, a writer sometimes needs to be able to just stand and gape at this or that thing - a sunset or an old shoe – in absolute and simple amazement. 
       
      Some months back, in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John Barth said that ten years ago most of the students in his fiction writing seminar were interested in « formal innovation », and this no longer seems to be the case. He’s a little worried that writers are going to start writing mom and pop novels in the 1980s. He worries that experimentation may be on the way out, along with liberalism. I get a little nervous if I find myself within earshot of somber discussions about « formal innovation » in fiction writing. Too often « experimentation » is a license to be careless, silly or imitative in the writing. Even worse, a license to try to brutalize or alienate the reader. Too often such writing gives us no news of the world, or else describes a desert landscape and that’s all – a few dunes and lizards her and here, but no people; a place uninhabited by anything recognizably human, a place of interest only to a few scientific specialist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real experiment in fiction is original, hard-earned and cause for rejoicing. But someone else’s way of looking at things – Barthelme’s, for instance – should not be chased after by other writers. It won’t work. There is only one Barthelme’s peculiar sensibility or mise en scene under the rubric of innovation is for that writer to mess around with chaos and disaster and, worse, self-deception. The real experimenters have to Make It New, as Pound urged, and in the process have to find things out for themselves. But if writers haven’t taken leave of their senses, they also want to stay in touch with us, they want to carry news from their world to ours. 
       
      It’s possible, in a poem or a short story, to write about commonplace things and objects using commonplace but precise language, and to endow those things – a chair, a window curtain, a fork, a stone, a woman’s earring – with immense, even startling power. It is possible to write a line of seemingly innocuous dialogue and have it send a chill along the reader’s spine – the source of artistic delight, as Nabokov would have it. That’s the kind of writing that most interests me. I hate sloppy or haphazard writing whether it flies under the banner of experimentation or else is just clumsily rendered realism. In Isaac Babel’s wonderful short story, « Guy de Maupassant, » the narrator has this to say about the writing of fiction: « No iron can pierce the heart with such force as a period put just at the right place. » This too ought to go on a three-by-five. 
       
      Evan Connell said once that he knew he was finished with a short story when he found himself going through it and taking out commas and then going through the story again and putting commas back in the same places. I like that way of working on something. I respect that kind of care for what is being done. That’s all we have, the words, and they had better be the right ones, with the punctuation in the right places so that they can best say what they are meant to say. If the words are heavy with the writer’s own unbridled emotions, or if they are imprecise and inaccurate for some other reason – if words are in any way blurred – the reader’s eyes will slide right over them and nothing will be achieved. The reader’s own artistic sense will simply not be engaged. Henry James called this sort of hapless writing « weak specification ». 
       
      I have friends who’ve told me they had to hurry a book because they needed the money, their editor or their wife was leaning on them or leaving them – something, some apology for the writing not being very good. « It would have been better if I’d taken the time. » I was dumbfounded when I heard a novelist friend say this. I still am, if I think about it, which I don’t. It’s none of my business. But if the writing can’t be made as good as it is within us to make it, then why do it? In the end, the satisfaction of having done our best, and the proof of that labor, is the one thing we can take into the grave. I wanted to say to my friend, for heaven’s sake go do something else. There have to be easier and maybe more honest ways to try and earn a living. Or else just do it to the best of your abilities, your talents, and then don’t justify or make excuses. Don’t complain, don’t explain. 
       
      In an essay, simply enough, « Writing Short Stories », Flannery O’Connor talks about writing as an act of discovery. O’Connor says she most often did not know where she was going when she sat down to work on a short story. She says she doubts that many writers know where they are going when they begin something. She uses « Good Country People » as an example of how she put together a short story whose ending she could not even guess at until she was nearly there: 
      When I started writing that story, I didn’t know there was going to be a Ph.D. with a wooden leg in it. I merely found myself one morning writing a description of two women I knew something about, and before I realized it, I had equipped one of them with a daughter with a wooden leg. I brought in the Bible salesman, but I had no idea what I was going to do with him. I didn’t know he was going to steal that wooden leg until ten or twelve lines before he did it, but when I found out that this was going to happen, I realized it was inevitable. 
      When I read this some years ago, it came as a shock that she, or anyone fot that matter, wrote stories in this fashion. I thought this was uncomfortable secret, and I was a little uneasy with it. For sure I thought this way of working on a short story somehow revealed my own shortcomings. I remember being tremendously heartened by reading what she had to say on the subject. 
       
      I once sat down to write what turned out to be a pretty good story, though only the first sentence of the story had offered itself to me when I began it. For several days I’d been going around with this sentence in my head: « He was running the vacuum cleaner when the telephone rang ». I knew a story was there and that it wanted telling. I felt it in my bones, that a story belonged with that beginning, if I could just have the time to write it. I found the time, an entire day – twelve, fifteen hours even – if I wanted to make use of it. I did, and I sat down in the morning and wrote the first sentence, and other sentences promptly began attach themselves. I made the story just I’d make a poem; one line and then the next, and the next. Pretty soon I could see a story, and I knew it was my story, the one I’d been wanting to write. 
      I like it when there is some feeling of threat or sense of menace in short stories. I think a little menace is fine to have in a story. For one thing, it ‘s good for the circulation. There has to be tension, a sense that something is imminent, that certain things are in relentless motion, or else, most often, there simply won’t be a story. What creates tension in a piece of fiction is partly the way the concrete words are linked together to make up the visible action of the story. But it’s also the things that are left out, that are implied, the landscape just under the smooth (but sometimes broken and unsettled) surface of things. 
      V. S. Pritchett’s definition of a short story is « something glimpsed from the corner of the eye, in passing ». Notice the « glimpse » part of this. First the glimpse. Then the glimpse given life, turned into something that illuminates the moment and may, if we’re lucky – that word again – have even further-ranging consequences and meaning. The short story writer’s task is to invest the glimpse with all that is in his power. He’ll bring his intelligence and literary skill to bear (his talent), his sense of proportion and sense of the fitness of things: of how things out there really are and how he sees those things – I like no one else sees them. And this is done through the use of clear and specific language; language uses so as to bring to life the details that will light up the story for the reader. For the details to be concrete and convey meaning, the language must be accurate and precisely given. The words can be so precise that may even sound flat, but they can still carry; if used right, they can hit all the notes。 
      

  • http://baike.baidu.com/view/242058.htm

    【失踪的约柜】

      “约柜”是圣经中提到的最神圣的物件,它装载着上帝在世间留下的唯一的文字十戒法版,传说是上帝用指头在玛瑙石版上写成的。
      然而,“约柜”同时也是圣经历史学中最令人恐惧的史前古器物。这个神圣的柜子能置人于死地,对于古希伯来人,它既是神圣的印记,也是有力的护身符,带着它征战就如同手持上帝的武器。而在希伯来的敌人眼中,约柜无疑是令人垂涎的宝物但唯一的一次落入敌手,贪婪的敌人却因此招徕可怕的灾祸。所罗门将约柜被供奉在耶路撒冷最神圣的地方圣殿内殿,然而,在公元前6世纪,它却神秘地失踪了。
      关于约柜的下落,千百年来,众说纷纭。的确,无论对于犹太教还是基督教,约柜的意义不可估量。直到今天,人们仍在寻找这个神圣地柜子:从古老的文字中追寻线索;探究传闻中藏柜的黑暗洞穴;寻访民间传说中收藏约柜的埃塞额比亚小教堂...。更有人为约柜不可思议的力量寻求科学的解释:这神奇的力量莫非源自于某些失传了的科学知识,被摩西重获,利用它护佑在沙漠中流离的希伯来人?
      【约柜的力量】
      大约公元前1400年,摩西在西奈山接受十戒法版,在上帝的指示下制造了约柜。圣经.出埃及记25:1至25:22中,描述了造柜之法则。其中,从所用材料皂荚木、黄金、白银和黄铜,玛瑙石、亚麻、公羊皮和山羊毛到精确的尺寸:长两肘半,宽一肘半(按照现在的计量单位,一肘约为18英寸),都一一详解。造柜法则中还提到两个金制的小天使(基路伯),点缀在柜顶的施恩座两头,上帝将在此处会见摩西,而据说,十戒法版就在天使翅膀间那一股炽热的云雾和火花里写成。
      希伯来人深信约柜是上帝全能的力量的象征,他们从它那里获得指导和智慧。同时,上帝的力量会通过约柜来显圣。圣经中诸多关于约柜的记载,几乎都将它描绘成战争的武器。在征服杰瑞库一战中,希伯来人抬着约柜,吹响羊角,城墙即刻被吹倒,轻易地夺取了杰瑞库。
      然而,约柜神秘莫测。在圣经出埃及记40:30中暗示:出 40:34 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 
      出 40:35 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 
      在圣经的记载中,这个神圣的约柜有时似乎以对待敌人的粗暴力量对待自己的守护人。不过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圣洁不容一丝一毫的染指。亚伦的儿子摩西的亲侄子在约柜前被上帝的火焰击毙,因为他们带来了错误的祭品。另外在圣经撒母耳记(下)6:7中记述:撒下 6:6 到了拿艮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或作“惊跳”),乌撒就伸手扶住 神的约柜。 
      撒下 6:7 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 神的约柜旁。 
      约柜并不总是给他的运载者带来好运。在公元前1050年,腓力斯人击败希伯来人,占有了约柜,并将它带回自己的城市艾科隆。但是,很快,这件宝物令腓力斯人痛苦不堪。他们将约柜放进圣庙,第二天却发现,腓力斯的偶像“龙”的头颅和双手都不见了!而艾科隆的百姓们遭受了可怕的麻风病袭击。痛苦的灾难直到他们将约柜归还希伯来人,才告停息。
      【所罗门圣殿】
      大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大卫王将约柜带到耶路撒冷。约柜的存在令这座城池成为以色列国家政治、宗教的中心,帮助大卫统一了犹太各部落。公元前957年,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在此修建了第一座圣殿。约柜就被敬奉在圣殿内殿整个寺庙最神圣、隐秘的场所,只有最高级别的神父在赎罪日期间能够进入。
      圣经中最后一次提到约柜是在耶利米书3:16一段,“耶和华说:‘你们在国中生养众多。当那些日子,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不追思、不纪念,不觉缺少,也不用再制造。’”。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大举进攻耶路撒冷,摧毁了圣殿,继而奴役希伯来人。不过,在圣经中列举的被巴比伦人带回本土的所有战利品中,并没有提到约柜,这个暗示表明,那时,约柜已经失踪了。
      【圣石清真寺】
      一些学者认为如果约柜仍然存在,最可能可以找到它的地方就是圣殿内殿的原址地下。如今,位于这个遗址之上的,是圣石清真寺。
      圣石清真寺的选址,是根据伊斯兰教中,“先知穆哈默德从这里升入天”。而该地点在犹太人的传统中同样至关重要,此处正是亚伯拉罕将以撒献给上帝的地方。这片共属两个宗教的圣地,是世界上政局最不稳定的城市之一,考古学家在此动土,无异于制造争端,因此挖掘约柜几乎是不可能的。
      也有人对此观点不以为然,因为据记载,公元前1世纪,约律王在翻修后建于此的第二座圣殿时,曾经大动土木,掘地散尺,一直挖到了岩床,并未发现约柜的踪迹。所以,无论是约柜,还是任何所罗门旧圣殿中遗留下来的物件,都不可能完好埋在遗址之下,保存至今。
      【埃塞俄比亚的约柜】
      有关约柜流传到耶路撒冷之外的传说也不计其数。1936年,一则新闻透露,法国一家保险公司接到中东一个神秘组织的投保,声称那个神秘失踪的约柜就藏在战火绵延的埃塞额比亚,因为担心其在战争中意外受损,特意投保。
      这个故事从来没有被证实过,但是勾起人们对13世纪一个民间传说的回忆。据说,巴比伦入侵、掠夺圣殿时,约柜被事先偷运出耶路撒冷,由所罗门的儿子麦勒尼科冒着生命危险安全转移。麦勒尼科带着约柜来到埃塞额比亚他的母亲示巴女王的故乡,并留在那里,成了是埃塞额比亚王朝的奠基人。如今,埃塞额比亚正统的基督徒都相信约柜就保存在阿旭目的圣玛利亚教堂。不过,传说中保存约柜的圣地,由一个神父守候,外来人不能进入,因此,约柜是否存在无法证实。
      启示录的基督徒并不用担心约柜的下落,因为他们知道,按照新约的记述,它总有一天会重现人间。圣经启示录11:19中写道:启 11:19 当时, 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 
      【技术之谜】
      当一些人沉迷于追寻约柜的下落,另一些人则试图寻找约柜神奇力量的科学解释。
      1990年代后期,阿瑟.伦纳德.安德鲁,一个年轻时曾当过家具制造工的人,按照圣经里的详述,原原本本制造了一个说柜复制品。他和其他一些人得出来一个结论:约柜的设计,实质上将它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电容器,能够存储电能。“金子是最好的电导体之一,而木头又是最好的绝缘体,”1999年,安德鲁在英国《每周邮报》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如果以色列人已经开始制造原始的蓄电池,那他们不可能会有比约柜更好的设计方案。”接下来的一系列测试,证明安德鲁复制的约柜能够积聚和释放电荷。
      约柜真的是某种形式的原始电容器么?
      约柜是便携式的,在被放入圣殿内殿之前,它一直处于以色列干燥炎热的沙漠环境中。安德鲁认为约柜与炎热空气的摩擦令它不断积聚静电,就像汽车在热天会产生静电一样。“电荷的力量取决于各种变量例如湿度、温度、还有旅程长短、行进速度以及路途颠簸程度,”他写道,“没有理由在这种情况下,电荷强度会不致命。”
      按照这样的解释,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亚伦的儿子只碰了一下约柜就被击毙了。
      如果约柜真的是一种古老而功率强大的电力装置,那么设计制造的知识又从哪里来呢?或许,是神的灵感?
      古希腊人曾用琥珀和毛皮摩擦进行电荷实验,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自己所操纵这种的力量。根据史书的记载,欧洲人直到16、17世纪才逐步发现电的意义和原理。然而,1930年代,在伊拉克首府巴格达附近,考古学家挖掘出一个粘土罐,它的内部结构竟然类似电池!当人科学家在“巴格达电池”的复制品中添入酸性电解液时,惊奇地发现它居然能产生将近1.5伏特的电压。
      约柜的力量莫非就来自于这一被时间迷失的技术?
      对约柜的种种探究,无论其实质是追寻神的印迹,还是对古老智慧的探索,在真相未被揭开之前,都仅仅是人们的思索和推测。 
      因为人类认识上帝的奥妙是很困难的。因为关乎上帝的一切都是让人无法参透的,希望从上帝的话语---圣经中能够使整个人类有所启示。


  •         这次印象大有改观,竟有些留恋的意思。大概跟住的地方有关吧,就在老城区以内,放眼都是风景。不过困了,回头记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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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所以起这个题目,是因为有的网友说二流张爱玲是标题党,其实这就是张爱玲为什么是二流的瘦身版而已,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能不标题党的名字,下流张爱玲怎么样?

    上文因为赶着在出门前匆匆写完,所以有许多言不尽意之处,招致了一些误解。再说谁没有做过粉丝,粉丝的神经与偶像的声誉是一伙的,可怜天下粉丝心,张迷觉得伤自尊我也完全理解。其实,我本意的焦点并不在张爱玲身上,而是当下对于张爱玲的过度关注和全盘接受。

    在我心目中,只有经典才能算是一流作品,这个“经典”其实用正典形容恐怕更为合适。它们是一些可以用伟大来形容的作品,作品的创作者则展示了超人的力量、关怀、才华、企图……它们构成了民族和世界的精神和文化遗产,从某种程度上塑造着人性和世界。

    张迷恐怕也不会反对,张爱玲不属于这个级别。她不为人类困境写作,只为个人困境写作,但是她在下判断的时候,老是要兜上“人世”这个宏观字眼,这是一个认识上的缺陷,背后则影射出了她的无力。这些暂且不谈,有网友说,张爱玲恐怕也不屑于做一流,我深以为然,张爱玲对自己的定位其实很清楚,她并不想、也无法成为“正典”。如果将她放在某个楼道的角落里,她会幽香异常,如果将她置于大展厅上,她就会丧失味道。她自己说过,让戴眼镜的人当众脱眼镜就像脱裤子一样尴尬,我们现在的热捧,类似于用一面大镜子借着光晃她的眼镜,其实也就是变相地脱人家裤子。

    我上篇文章说张爱玲不能跻身一流的原因主要是这么几点,缺乏力量、爱和关怀。这是从精神性上的概括,这是张爱玲显而易见又举足轻重的缺点,所以我只谈这些,不及其余。这会给人一种主题先行的错觉。当然不是这样,否则《雷锋日记》应该拿茅盾文学奖,最好的女作家应该是居委会大妈。让爱玲变成丁玲,我也不答应。文学自然需要自足之门,笼统地讲,就是文学语言和形式,张爱玲在这方面才华非凡,恐怕至今还无出其右者。这点也无需我多言,每年全国上下类似的研究文章不会少于三位数。

    在这方面,喜欢张爱玲的人爱怎么赞就怎么赞,尽管她在这些方面就未必白璧无瑕,甚至有可能还缺点不少。我所要提醒的是,不要因此就想当然的,不加批判地把她那个苍凉的底色也接收下来,左一个苍凉的手势,右一个荒凉的pose。也不要因此就放低经典的身价,放低对文学更高的期待和召唤。

    插一句,完全从语言和形式地解读也是一种短视,好比你进了一个超市抢劫,见到第一排的薯片花可乐生米就乐不可支,席卷一通,延长而去,但这些东西是不能当饭吃的。比如陈丹青和韩寒,因为巴金和冰心的语言不好看就否定之。约翰列侬也发不出海豚音,不是照样成了国宝?而巴金的大部头著作,故作高蹈的木心先生再怎么高蹈也写不出来,也就是老年才子卡门,还卡了三重门。

    需要检讨的是,张爱玲未必就完全没有关怀。用卡夫卡来与其进行认识上的对比也不公平,因为西方文化还有一个形而上维度。张爱玲很形而下,她的文学就是一桌麻将,人物或争锋相对、或暗藏机锋、或投桃报李、或顺手牵羊,其实为的都是自己。牌局或跌宕起伏,或波澜不惊,最后都随着一阵华丽丽地推到而告“game over”,最后桌上只剩一个凌乱苍凉的残局。我明白了,那个“苍凉的手势”一定是一个胡牌推倒的手势。

    张爱玲将人世看得很透,但看透不是认识,认识是活的,会对生活产生反作用,而看透是死的。看透并不难,难的是看透之后的建构,“见山不是山”不难,难的是“见山又是山”。我一个朋友的说法,张爱玲是一个能把任何事情都看作是伤害的人,而胡兰成是能把任何事情都看做是好的的人,对于张爱玲,可怜是比较合理的态度,而不是顶礼膜拜。

    所以张爱玲作为作家,其创作的诚实和认真,也堪称“伟大”,但毕竟还不是大师。大师不是拿来疼爱的,而经典则是可以让心灵长肉的。可以这么说,当下的这些二流作家热,很大程度是由于书商操作所致,但本质上则是因为读者有这个需求空间。这倒也无妨,世界本是参差多态,但现实的不正常之处在于一流作品文人问津,二流作品大行其道,非主流成了主流。这当然跟我们本身的惰性有关,也和我们对于主流的成见,以及躲避崇高的时代倾向有关。但错过大师依旧是一件憾事,而不读经典而又妄图僭越,则就是一桩丑闻了。

    如果我的文章有什么建设性的话,就是希望有更多人多读读经典,而不要短视,读张爱玲会让你叹息,活动到喉咙,而读经典则如纳博科夫所言,会让你活动到脊柱。文学中的精神性维度一直珍藏在经典作品中,如果你还有精神方面的需求,可以去里面找找。而只有在这样的寻找中,我们才可能期待有更伟大的作品到来。

    谈论张爱玲逃避不了女性写作这个话题,我从来认为文学本质上与女性有着更为切近的关系,在更为遥远的时代,诞生过许多伟大的女性作家,比如萨福、紫式部、还有那个传说中写了圣经的所罗门宫廷女官。但这种切近有时反而又会对文学的发展起反作用,好比一个母亲与孩子有着血缘上更亲近的关系,但过分的亲密和宠爱,也会有损于他的成长。更令人遗憾的是,在外界环境和内里影射的双重影响下,太多的女作家以不同程度的或逃避或反抗的姿态,游离了爱和自然怀抱的写作,而这本来是她们的本能天赋和优势所在,她们或在私人感觉里画地为牢,或以知识武装与世界短兵相接,张爱玲虽然缺乏关爱,但与她们比起来,却要自然熨帖得多。 

     

  •       我发觉最近有个倾向,老是想把二流作家往一流里掰,经典化的诱惑无处不在,这么干的时候,还显得有点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意思(其实村上爱玲有多少拥趸啊),气势汹汹地要来祛“经典”的魅,要冲破薄今好古的成见,要以一种貌似客观和反思的姿态使现代人理应自卑的自尊半推半就地抬头。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他们的策略是:先降低经典的身价,经典没啥了不起,村上春树也可以被塞进来,再继而抬高经典,也相应抬高村上的身价——这种木马战术就叫经典化。 

             其实,村上春树即使是二流,也是顶尖的二流,独孤求败,好不惬意,偏偏要让人家苦大仇深、费心巴力的去做大师干嘛呢?这就好比硬是要把一个天天逍遥地驰骋在乡村公路上,嗜好脂肪和摇滚乐的卡车司机,塑造成一个必需定点定时停车,只能听报话筒指示和新闻联播的火车司机,典型的乱点鸳鸯谱。村上春树在《当么》里透露出他对写作的虔诚,在以色列接受颁奖时表达出他对正义的诉求,这不是任何一个严肃作家的基本要求么?这就说明他是一流了?我认为能用经济和聪明的手段催生出文学效果,就是他最大的特点,其余内容方面的事儿全靠作品说话,仅凭一个演讲词说明不了什么。把村上经典化之后,又能带动出一批经典作家,卡波特啦,卡佛啦,因为他们是村上推荐的,经典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做成了呢?退一万步也得经过一百年的考验吧。您看看,要不是我们这边厢的炒作,在西方现在又还有多少人在读这些人呢?

          说回张爱玲,如果说唯美主义本身已经被证明是一种很“唯美”的理论,那么再把焦点对准张爱玲出色的感受能力、文字技巧和细节把捉就有点不合时宜了。我们理应对文学有更高的要求,更多的希冀。除了审美和享受之外,我们从文本中最大的需求是:认识。我们从她的小说里认识到了什么呢,大抵而言,一是民国女子,临水照花,末代凋敝和繁华,二是人世苍凉,惟剩一手势(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手势呢?打车?)张爱玲的问题在于,只告诉我们人世苍凉,却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苍凉。因此,我只能把这当作其人的一声叹息,虽然这声叹息娇声宛啼,入木三分,但她依旧只是某人一个情绪化的反映而已。入得其中,我能得到什么,出得其外,我又能去向哪里?大不了我也跟着一声叹息罢了。

          张爱玲当然有权这么写,但是读者如果因此还对其歌功颂德就显得有点见外了。 张爱玲本来就是为自己写作的,所以她那么尖酸刻薄,她擅长反讽,但不反抗,无非是想让自己显得智慧和有力一些,但却不是真的有力,她股子里充满了不安全感。这样的个人写作往往会缺乏爱和道德感,这就是她只能沦为二流的致命缺陷。鲁迅尽管对人世也未必不失望,但由于有爱,他那些写故乡的文字,就具备了张爱玲文字所没有的增殖空间。文字说到底都是拿来取悦人的,张爱玲自己说过女人无论是用身体或是智慧取悦人本质都一样,但她忽略了人际关系中的另一个维度——爱,爱是拿来养育人的。至于她为什么故意忽略了这个维度,《小团圆》里面应该会显示得比较清楚,归根结底是她害怕付出,害怕受伤,她玩不起,却要显得自己不想玩的样子,而这又使她玩不好。卡夫卡同样是灰色系作家(张爱玲是灰色系倒是好了,她大抵也就是墨绿或绛紫,每个民族应该都不乏这么几个因为游离而显得突兀的人),但卡夫卡冷静甚至悲观的文字背后,矗立的是他对世界的思考和关怀,以公正为基点,他才能对体制的冷酷产生绝望的价值判断。而基于此对于文学艰难地思考和建构(到最后还没建起来,西绪福斯的石头又滚下山崖),爱玲一个苍凉的手势就打发掉了。

            说到底看张爱玲在惊艳于其才华之余,往往又会觉得没趣,她出彩的文笔有时会使这种没趣更甚。她让我看见天空中那些枯燥单调交缠错节的电线,还有背后灰蒙蒙的天空,天空中掠过几只精致娇艳的飞鸟和鱼,也挺好看,但要让我这么一直仰着头看也挺无聊的,有那闲功夫,我不如去雪山和平原看看。

     

  •         明天打算去无锡玩,鼋头渚是其著名经典,但直到一刻钟之前,我还不知道地名的第一个字怎么读。幸亏我还有心记住查一下,避免了计程车司机听见”带我去那个什么头猪”。

  •       第一种,“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抛开李白直抒胸臆的胸襟,对于白话的大胆使用,以及作为一名大诗人不拘一格的气派,我还真没觉得这句诗特别突出。好在诗说的是“汪伦送我情”,而不是“我送汪伦情”,否则李白就确实有够自恋的。但即使这样也挺肉麻,我屈指一算,我的朋友里面基本没有能说得出来这种话的,还算正常。这句诗好在直白,坏也在直白,就送别之情的境界上来说,没什么亮点,处于白描阶段。

            还是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这句深沉了,此次送完孟浩然之后,李白就再也没碰到这位孟夫子了,情景交融,壮阔又怅惘,余意悠悠。诗的境界是上去了,但就情感来说还是同一种,在两句诗中“我”处于无可动摇的主体地位,而非友人。后面一句往送别之情注入了更沉郁的咏叹,但它超越了情感,同时又不及情感。试想,如果两个人真的关系好到如胶似漆,如亲人,如恋人,在这种时候,更多想到的应是一些生活细节,一些琐碎的提醒和关怀。

          第二种,“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这句就有些这个意思了,设身处地地想到了友人出行的艰难。诗中的主体由“我”开始转向“友人”,不过还不够彻底,其中掺和着个人情绪,虽然这情绪无可厚非,但并非就应该纵容。在挥泄自己的情绪之余,你把友人的位置往那搁呢?元二好不容易做好心理建设,收拾行装,打算出发,被你王维这么一句,又搞得稀里哗啦了。这句诗好,好得让元二有足够强大的心理暗示,只见风雪,不见杨柳,苦闷又加深了一分,王维你于心何忍啊。

            第三种,“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有感情,有智慧,有意志,有担当,有分寸,有建设性,甚至还可以说,有信念。高适这个人,靠得住。啥也别说了,喝吧。

     

  •      昨天赶着关机,没写完。冷笑话基本上是一种压抑的笑感,至于为什么要压抑,恐怕有几个原因,一是人本能的sm倾向,二是陌生化的追求。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后面再说。因为楼主和第二个回帖者的不发言态度,他们显得很酷(冷),同时又造成了一种压抑的笑感氛围,随着排队列者的冷配合(不多加评论,只排队),制造出一种有节制的狂欢,冰淇淋越做越大。由此可见,这两位当事者确实很冷幽默啊,要我再怎么说也忍不住,起码要回个“点点点”吧,但这样一来,也会导致笑点崩盘。如果,二位当事人是觉得网友们很无聊,不予理会,这就是说大家的分歧很大,堪比地球人和火星人,那这样的行为就显得尤其无聊,于是也就更冷了。

        下面说说冷笑话可笑的第三个原因,冷笑话无疑是一种后现代文化产物,对主流的反感,对意义的逃避,对感觉的重视,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冷笑话是一种只涉及能指而不涉及所指的笑话。它不是段子,也不是歇后语,不依赖于智慧和悖论,而是一条条缓慢爬行、慵懒干冷的能指生物。冷笑话之所以这么流行,恐怕也是由于太多的东西被附加意义和符号,引起逆反所致,这也可以解释郭德纲和小沈阳何以如此受欢迎。不过,"冷笑话"这个概念的逐渐建立与它的逐渐毁灭是同一过程,随着概念的确立,它又从能指跑到所指那边儿去了。因此,在大红大热之后,所谓的冷笑话其实已经变成了热笑话,变成了另一种主流、意义和理性时尚,也就不再好笑了。但是,这种能指从所指中逃逸的过程是无法杜绝的,纯粹语言意义上的“冷笑话”已经不复存在,但它变成了一种现象,它能以多种形式透视出这种冷笑话精神,我们分析的“统一楼主”即是一例。说到这里,我觉得颇为有趣的是,因为楼主的昵称是由字符组成的,我们甚至叫不出他的名字,于是他尽管莫名其妙的成了名人,但他的名气却没办法以“芙蓉姐姐”、“M姬”这样的名字通过声音传播,他的名气只停留在视觉上。而这莫不也是一种很冷的名气?看来万物确实自有其玩法和逻辑啊。这种冷笑话精神如果推向极端,带来的无疑是价值和判断的取消,也即什么都可能好笑,什么也都可能不好笑,与此同时,“好笑”也不再是一种共通感,每个人的笑点都不一样。顶多可能的,只是一些笑点共同体,即一些笑点相似的人的集合。这时候衡量好笑和不好笑的标准,可能就是声音的频率高低、瞳孔的色彩变化、腹肌的收缩程度这样的硬杠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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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天在豆瓣不经意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哦,原来是他,赶紧抢了个沙发:围观楼主。

    此楼主是“我见过头像和名字最统一的人”,在 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同一句话被重复了上千次。活生生造就了一个冷名人。

    我观察了一下,该lz只要一发表日志或者评论,就会被我这样的好事者围观,围围壮观。这是史上最出名得莫名其妙的楼主。

        这个贴为什么会这么火,持续几个月高居不下呢?原因是它很冷,冷在这么几个地方。

    1、楼主的贴很冷,在该组根本算不上好笑,而且氛围也不对,有点像个误入者;

    2、回帖的人很冷,直接越过了楼主的内容,而专注于楼主的外貌,眼光敏锐,同时又能让别人认同。深刻说明这是一个有趣而无聊的人;

    3、自排成队列之后,楼主和第二个回帖者都没有予以回应。这种默认的态度,让楼主和回帖者的心情变得耐人寻味了。要是这二人之中有谁一做回应,不管是故作冤屈还是自鸣得意,这冷笑点就爆了,而且也影响了队列的整齐。

         这位楼主应该感觉幸福,有这么多人跟他开着善意的玩笑,他也应该感觉痛苦,基本上这就算是被盖棺定论,不能翻身了,以后走到那里都会被认出来。不过好在他比较配合,至始至终没换头像,也或许是迫于舆论的压力吧,要是一换,这几千层的高楼就倒了。楼主还是很讲道德的,他是我见过的头像和名字最统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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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I0NDYyMzY=/v.swf 



          看过以上报道,我的口中不经吟出一句古诗:“菊花残,满地殇……”,是的,吴大爷的屁屁被雷倒了,同时它也雷到了我们。今天一整天,我都在蹲着马步上网,我相信在看过这个报道之后,一定会有更多的朋友“面朝电脑,两腿叉开”。假设某大学校园自习室内座椅都是这种货色,那那些占座的人,不全都被“整成肛裂了”?纠结啊!说实在的,我的电脑椅确实就是这种充气的,虽然比吴大爷的好一点,但是也没有看到什么质量认证,似乎也是一山寨货色,也是广东产的。。。现在的问题是,这是不是吴大爷坐得太低,长得太胖,或者是坐的时候太折腾所致,如果是的话,我就放心了,我都没有以上习惯。我想起某部《虎胆龙威》里,布鲁斯·威利斯就是被这样一个椅子弹到天上的,虽然那个椅子长在飞机上,但是二者家族相似啊。我现在需要一个理论和实践足够过硬的理科生来告诉我,你不用担心,坐吧。英雄,你在哪里?

     

    为开头的不敬向吴大爷致歉,并呼吁大家对该项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


     

  •         药店的外面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堆药,药上赫然写着两个大字:“伟哥”,我替我所有名字带“伟”或“韦”的朋友在心里答应了一声“诶”,继续傲岸苍茫地向前走去。此地凉茶店极为密集,三五百米即有一个,我买了打头的“斑痧凉茶”,一喝,竟然就是家里常喝的中药。防范未及,差点一口吐了出来,不过为了发散这湿热之地的气火,我挣扎着边走边喝,到最后竟喝出味道来了。看来这百越地之人确实非常注意养生啊,我回想起此地习武之风兴盛,概也主要是为了强身健体吧。每个把式,每个动作都要把五脏六腑放置到最为舒适和科学的位置,打通任督二脉,然后就会使用双节棍,霍霍哈嘿了。这次广州之行,好玩的地方是越秀公园,陈家祠和黄沙,越秀公园好在氛围怡人,各类植物葱郁优美,与历史遗迹和百姓休闲融洽交汇;陈家祠好在外形雅致繁复,精雕细琢,既不同于北方建筑,也不同于江南园林;黄沙好在各类殖民地遗留建筑集中统一,夹以热带植物,别有情调,又与市井生活相接,充满张力。这最后一个地方是肥和马二带我去的(肥还是那样的肥),在嘈杂而混乱的老街上,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外来打工者,骑着自行车在其间穿梭自如。心里不禁想,这位莫不就是未来许文强?我觉得广州比上海更适合拍上海滩。

     

      旅途感想:拍摄风景时,总是不断被游人破坏,自己也难免破坏了别人的取景。遂改卞之琳诗如下

     断章

    你站在桥上破坏风景 
    破坏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破坏了你的窗子 

    你破坏了别人的梦  

     

     

     

  • 其实,我也没玩了几个小时。不过有几个地方,我觉得不够好。

    第一,“知我多少”为什么只能出单选题?我有心理阴影,所以喜欢出不定项选择题。题目出了之后也不能修改,还不能重新排序。

    第二,乐评和影评为什么不能好友推荐,并且也不能加钱?想我这样的奶牛型选手,不就指望着老实巴交地挤点奶赚点钱吗?而实际上开心网赚钱更讲究的是运作,这就是这个交友网站与文青网站的区别。不过如此表层的运作方式,是不能吸引人太久滴,它还必须有一个堪当门面的东西。

    第三,为什么不增加一个“八卦”组件?支持好友间互爆猛料,或者散布各种小道消息(比如,你知道吧,侯宝林啊,他昨天下了个蛋;又比如你知道吧,谢东是侯宝林的私生子),猛料指数由朋友来评星决定,料越猛给的钱越多。

    第四,“送礼物”里为什么不能直接送钱?为什么礼物没有品牌区别?内裤为什么只有hello kitty式粉红小内裤一种?为什么没有CK,为什么不能把它拿来换钱?为什么不能私人发布货币(货币的款式和形式由自己设计,纸币或硬币随你选)?为什么不在这不同的货币之间建立兑换表?为什么不与局元挂钩,建立布雷顿山寨体系?

    为什么要支持用卖股票、卖车、卖服务、卖人等不同的方式洗钱?

    为什么不与阿里巴巴、亚马逊、胡戈、亚洲交友网站、家乐福超市、史玉柱、湖南卫视、奥组委、足协、国家质检局、中央军委、国家宗教局活佛办等等机构取得长期合作关系?


    总之,开心网,既然要虚拟,就开拓得更远一点嘛,口味再重一点嘛,那样我们就会很开心的。

  •    如果歧视他人,可以表明自己身上的优越感的话,那就该歧视比你强的人,歧视弱者只能说明你比他们更弱,想借他们做跳板,来完成一次虚妄的跳跃,本质上还是自卑啊。当然,歧视比你强的人,这就是更扯淡、愚蠢和可怜的事了。因此,歧视这种东西是不应该存在的,或者说本身就是不存在的,是个伪概念。在这里,除了自爱和爱人,或者战胜敌人,无他。
  •       艾柯曾经戏仿《洛丽塔》,写过一篇爱慕老女人的文章,不过文字跟纳博科夫实在差得太远。我也想搞次反串,写一篇爱慕老男人的文章,该文将完全从感官的角度来描写,描写老男人银灰的头发,坚硬的额头,肌肤的纹理,眼神中的深邃和挑逗,深沉而颤抖的嗓音……啊,我的欲望之火,我的生命之光,我的罪与罚,我的老山羊!理想中的老男人形象是由Leonard CohenTom Waits,海明威,阿尔·帕西诺,肖恩·康纳利等人的声音和图像组成的,这确实完全是从感官出发的欣赏。年龄的增长会赋予人一种别样的光彩,生活经验的积累也会让人变得睿智和清明,但我从不认可精神气质上有“老男人”这样一种东西,好像它是一个坐标或者追求的方向一样,我更反感那些总是提醒别人自己是“老男人”,或者使别人拿老男人与他对上号的人,这些人年轻时候应该都是娘娘腔。这样的“老男人”往往并不老,大都也就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而已,这正是一个虚无主义的高发和高潮阶段,万一其不幸患病,难免就会做出一些为老不尊,老而弥骚的事情来。对于这样的半老徐老,除了寄予同情,并且小心翼翼地躲开其身上的烟酒气和香水味之外,又能做些什么呢?一句话,老男人不过老流氓,结合鲁迅先生说的:“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上海文艺之一瞥》)”,可见无论海内海外,我们当下文化界的老流氓何其多哉!

     

  •    我以为这才是理性和有建设性的思考方式,如果“事实上”能够真正成为“事实上”,而不是“我以为”,那我们就可以少浪费很多时间了。每个人知道的事实都是“我所知道的”事实,但许多人的“事实”集合起来,至少可以还原出一个更多面多棱的事实,然后才能实事求是。

     

    我所知道的地震和灾区

     

    一、地震能不能预测?
    回答1:不能。即便经济发达、地震频繁如美国日本,也没有成功预测地震并避免灾难的案例。

    回答2:能,不过就像人类也能利用海水作为能源一样,只是技术还没有成熟得带来经济性和实用性。在预测失败可能带来的损失大于预测成功可能避免的损失时,社会管理者多选择不轻举妄动。西方国家也是如此,非中国独然。

    采用革命手法,对地震局上纲上线群起攻之,并不会改变预测失败或成功造成的社会成本对比,但是会大大提高地震局不发布预测的成本。这是对5月19日成都预测7级余震失败的一种解释。

    另一种解释是:就好像被西医宣判死刑的病人会毫不犹豫转向中医,一个刚刚经历过大灾难或贫穷的社会更倾向于发布地震预测。病人除了残生一无所有,人民除了锁链无可失去。用癞蛤蟆搬家预测地震和服用癞蛤蟆尿液治疗性欲太强,性质差不多。

    二、学校都是豆腐渣工程?
    首先,至少有例外。根据我在抗灾前线的同事反馈,遵道镇,中小学完好,无一人伤亡,镇政府楼房倒塌,领导班子六人,埋进去了三个,镇长死难。

    根 据他们的观察,老房子容易塌,新房子塌的就少。有的小镇一片瓦砾,唯有几栋新建的钢筋混凝土民居保存。成都各新式楼盘,无一个建筑结构出问题。盖老房子材 质差,60、70年代的房子无抗震标准,新房子都是按标准建的。其中一个关键点,唐山地震之后,国家制定了一套抗震标准。

    其他灾区的学校里,住宅和教室也不同。住宅一般问题不大,教室坍塌的就多。这似乎不是一个经济学、法律或道德问题,而是个工程问题。一种可能性是:教室面积大,跨度大,经不起地震纵波-横波这么一摇——当然,前提还是没有按抗震标准建设。

    三、灾区需要什么?
    据前线反馈,灾区最不缺的就是衣服。其次不缺的是义工。某灾区领导接到电话,要求接待一批义工,领导问:“他们来做什么?”回答:“解决你们吃饭问题。”

    “哦,那……我们就接待吧。”当地领导的表情是说,前来此处的义工解决的是他们自己的成就感、荣誉感问题。

    灾区有很多义工,他们来到这里,发现不一定能帮得上忙,有时候只能干晃荡。

    灾区缺食用油、锅头、帐篷、收割机——为什么?麦子熟了,活着的人还要操劳未来的生计,得赶在暴雨肆虐之前收割麦子,接着种下一季作物。对了,你们搭建临时住宅,不能占用我的晒谷场。回头你们高高兴兴一走了之,我的粮食却沤坏了。

    灾区缺钱吗?送过去一部铲车,平整土地,顶得上一千万。

    那么,人民捐助的100多亿现在在哪里?大多数还在本地的银行帐户上。它们要被贪污了?不能这样下结论,捐助的钱大多只能用于灾后重建,它们并不会被换成粮食和急需品,用于刚开始几天的抢救、保命过程。这个阶段,能运入灾区的,绝大多数是军队的物资。

    四、灾区人民如何欢迎你?
    带来食品和救灾物资的你,不会看到兴高采烈、感激不尽、夹道欢迎的场面,大多数时候,灾民呆在废墟边或帐篷里,面无表情,两眼发呆。

    我的同事送入灾区的第一批物资,遭到灾民或非灾民的哄抢。

    我一位同事的外公外婆被营救出来时,已经三天三夜没吃东西,他们原来有一顶帐篷和两根黄瓜,被年轻人抢走了。

    1976年7月29日到8月3日的一周内,解放军唐山军分区的一份材料披露了如下数字:唐山民兵共查获被哄抢的物资计有:粮食670400余斤,衣服67695件,布匹145915尺,手表1149块,干贝5180斤,现金16600元。

    五、灾区重建要多长时间?

    唐山用12年才完成重建。

    1976年7月28日地震。1977年5月14日,重建规划通过国务院批准。1979年下半年开始大规模建设。1983年才“清理得都差不多了”。直到1988年10月,居民才全部迁入新居。

    震后,在废墟上,人们搭起了“窝棚”,用木杆、竹竿、席子、油毡、塑料布等等材料在路边、公园、空地支起防震棚,“人们骤然回到了‘构木为巢’的原始时代”。

    1976年入冬前,窝棚城市消失了,市民们住进了简易房。“砖垒个一米这么高,上面架起木板,房顶也都是木制的,再铺一层油毡。”“一间简易房12平米,吃饭睡觉都在那里面。”

    商店、学校、工厂也都搭起了简易房,“登上凤凰山,俯首看唐山,遍地简易房,砖头压油毡”就是那时候唐山的写照。当时市区的简易房一共有42万间。“房顶太薄,冬天冷,夏天又热,冬天烧煤取暖,中毒、着火是经常的。”

    简易房城市存在了12年。

    重建的新城:房子是被称为“板楼”的“内浇外挂”式楼房,“外面这个墙体都是一块一块接上去的。这样快啊,这个墙板在工厂里做好拿过来,两边建起塔吊,一块一块往上接。里面再搭起模板浇灌水泥,几天就能起一层楼。抗震也能保证,8级以下的大地震不倒。”

    根据《唐山市志》记载,最多的时候一共有11万多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个援建单位的工人在唐山施工。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施工现场投入的大塔吊200多台,载重车辆2500多辆。

    到1986年底,唐山建成面积达101.38平方公里,建设抗震性能较好的3至8层住宅楼5972栋及部分平房,建筑面积达1218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达9.3平方米。

    汶川大地震受灾人数是唐山大地震的三倍多,重建预计费用7000亿以上。

  • 谁又见过fly写这样的东西,难道我们真的是在煽情?加把劲吧,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持续关注,长期援助。我们拯救不了逝者,但帮助得了生者,那些孤儿,那些破裂的家庭,那些受残的人……

      首先,先关注文西的感悟:

    今天去学校帮学生会设摊募捐了,也许到了海外,你会更清楚所谓的“普世关怀”下的冷酷,也会不用奇怪为什么西方的援助和慈善都是有偏向性的,整个募捐中,所有的大头都是来自大陆的拿着微薄奖学金读书的PhD和PostDoc, 其次是香港和台湾同胞,少数老美女生有点同情心的捐个零碎钱,几个老美大妈算出类拔萃了,20是封顶了。危难时刻只有自己人才能信得过,这次的地震更像是震动了东亚的微妙局势,也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到底什么才是人类群体之间的深沟,不是简单的普世关怀所能苍白掩饰的。

    生死不离,我们在一起

    距地震发生已经80个小时了。这四天里没有办法专心做任何事情,每时每刻都在网上看新闻和电视,等待最新的消息。从来没有这么焦急,这么心痛,为了我的家乡,我的人民。那一张张不同的面孔,却都说着那么熟悉的乡音,几乎听到不能自己。
    第一天得知震中是汶川县,就是靠近卧龙熊猫基地的地方,心中真的是狠狠一沉。没有到四川旅游过的人可能不能体会,什么是真正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很多偏僻的县城根本就只有一条陡峭的盘山公路通往外地,交通连平时都可能因为泥石流而受阻。这些倚山而建,甚至就夹在两座大山之间的城镇,会随着地震的到来遭受怎样的冲击,让人不敢也不愿意去想。然而随着救援的深入,不忍见到的情景终究是进入了眼中。看到那些80%以上都被夷为平地的乡镇,在废墟外担心亲人心急如焚的灾民,心紧紧的揪了起来。
    自己身在国外,在心急之余,能作的仅仅是捐款和祈祷。所幸现在在我的家乡,有无数正在奋战着的国人。其中有永远走在最危险地方的军人,深入最前方带回消息的各位记者,不眠不休工作的医护人员,更有着千千万万热血的志愿者。都江堰救护车辆不够,伤员不能及时运到成都,在电台呼吁后立刻有无数成都的哥冲到都江堰接人;AB型血液告急,献血点早晨还没有开门,外面就排了几百米的长龙。晚到的人都只能填表等候通知,还一直不停的问“到时候一定叫我的吧?一定要叫我啊” 看网上说,还有连夜从重庆开车过来献血的市民;民间自发组织去灾区的团体比比皆是,印象最深刻的是一队由退伍军人组成的志愿者。被采访的人说“我们里面好多人都是98年抗过洪水的,当年抗洪,现在抗灾,一定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前天知道弟弟也去都江堰送了物质,今天在网上看到他,他说“我想去刨人,可是没有机会”虽然现在由于怕增加交通压力,成都已经要求单位个人暂时不要去灾区,但是后勤处和医疗部门的志愿者也是有增无减。在新闻里,看到很多小店和普通市民都端着粥和饭菜来到院给伤员送饭。电视采访的一个中年妇女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看了电视了,灾区太惨了,太惨了“.... 这就是我熟悉的成都人,四川人,平时喜欢打打麻将,喝喝茶,摆摆龙门镇冲壳子,悠闲安然的做一个小市民。然而有事情发生时,却是无比的血性和无私。
    这所有的一切,作为一个成都人,一个四川人,一个中国人,如何能不感动,能不骄傲。四川,一定能挺过这次。生死不离,我们在一起!
    PS:
    这几天来接到很多朋友的电话和留言,再次谢谢大家的关心。
    爸爸单位的所长12号在汶川县出差,我同学老婆的妹妹在绵阳平武县,至今都没有消息。希望他们平安。
  •  1 

     华芳的说法也是很有道理的,不止要用钱、用物、用心、用血,也要用脑子救助灾区。此外,救助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真正的重建工作还路漫漫,大家此时众志成城,但也要从长远观点考虑如何为灾区做贡献。我觉得大家可以组织起来,想各种办法,用各种方式支持、救助灾区。当然,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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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南地震不少,几乎每年都会反复那么两三次,可以说地震渗透进了我童年的回忆中。我现在回想起来,大地震之可怖之处远胜于台风暴雨雪灾,因为它是顷刻致命的。因为特殊原因,云南的义务教育里也特别增加了禁毒和地震逃生两块。我接受的逃生知识是,遇到地震,首先要躲避到桌子等家具下,以有所庇护,此外要注意护住头部,保持出口畅通,但不能急于奔跑逃生。即使在户外,只要无被塌陷物砸到之危险,也尽量不要奔跑,因为地震中人的行动会失去平衡,很容易跌倒,而此时跌倒,如伤及脑部,就有得癫痫等后遗症之危险。因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安全的地方,保持原地站立不动,或者蹲下。

     

     

     

    地震中逃生十大法则

    2008-05-12 15:45:18 来源: 新华网(北京) 网友评论 281 点击查看
    •   核心提示:地震虽然目前是人类无法避免和控制的,但只要掌握一些技巧,也是可以从灾难中将伤害降到最低。

    1.为了您自己和家人的人身安全请躲在桌子等坚固家具的下面

    大的晃动时间约为1分钟左右。这是首先应顾及的是您自己与家人的人身安全。首先,在重心较低、且结实牢固的桌子下面躲避,并紧紧抓牢桌子腿。在没有桌子等可供藏身的场合,无论如何,也要用坐垫等物保护好头部。

    2.摇晃时立即关火,失火时立即灭火

    大地震时,也会有不能依赖消防车来灭火的情形。因此,我们每个人关火、灭火的这种努力,是能否将地震灾害控制在最小程度的重要因素。

    从平时就养成即便是小的地震也关火的习惯吧。

    为了不使火灾酿成大祸,家里人自不用说,左邻右舍之间互相帮助,厉行早期灭火是极为重要的。

    地震的时候,关火的机会有三次

    第一次机会在大的晃动来临之前的小的晃动之时

    在感知小的晃动的瞬间,即刻互相招呼:“地震!快关火!”,关闭正在使用的取暖炉、煤气炉等。

    第二次机会在大的晃动停息的时候

    在发生大的晃动时去关火,放在煤气炉、取暖炉上面的水壶等滑落下来,那是很危险的。

    大的晃动停息后,再一次呼喊:“关火!关火!”,并去关火。

    第三次机会在着火之后

    即便发生失火的情形,在1-2分钟之内,还是可以扑灭的。为了能够迅速灭火,请将灭火器、消防水桶经常放置在离用火场所较近的地方。

    3.不要慌张地向户外跑

    地震发生后,慌慌张张地向外跑,碎玻璃、屋顶上的砖瓦、广告牌等掉下来砸在身上,是很危险的。此外,水泥预制板墙、自动售货机等也有倒塌的危险,不要靠近这些物体。

    4.将门打开,确保出口

    钢筋水泥结构的房屋等,由于地震的晃动会造成门窗错位,打不开门,曾经发生有人被封闭在屋子里的事例。请将门打开,确保出口。

    平时要事先想好万一被关在屋子里,如何逃脱的方法,准备好梯子、绳索等。

    5.户外的场合,要保护好头部,避开危险之处

    当大地剧烈摇晃,站立不稳的时候,人们都会有扶靠、抓住什么的心理。身边的门柱、墙壁大多会成为扶靠的对象。但是,这些看上去挺结实牢固的东西,实际上却是危险的。

    在1987年日本宫城县海底地震时,由于水泥预制板墙、门柱的倒塌,曾经造成过多人死伤。务必不要靠近水泥预制板墙、门柱等躲避。

    在繁华街、楼区,最危险的是玻璃窗、广告牌等物掉落下来砸伤人。要注意用手或手提包等物保护好头部。

    此外,还应该注意自动售货机翻倒伤人。

    在楼区时,根据情况,进入建筑物中躲避比较安全。

    6.在百货公司、剧场时依工作人员的指示行动

    在百货公司、地下街等人员较多的地方,最可怕的是发生混乱。请依照商店职员、警卫人员的指示来行动。

    就地震而言,据说地下街是比较安全的。即便发生停电,紧急照明电也会即刻亮起来,请镇静地采取行动。

    如发生火灾,即刻会充满烟雾。以压低身体的姿势避难,并做到绝对不吸烟。

    搭乘电梯的话

    在发生地震、火灾时,不能使用电梯。万一在搭乘电梯时遇到地震,将操作盘上各楼层的按钮全部按下,一旦停下,迅速离开电梯,确认安全后避难。

    高层大厦以及近来的建筑物的电梯,都装有管制运行的装置。地震发生时,会自动的动作,停在最近的楼层。

    万一被关在电梯中的话,请通过电梯中的专用电话与管理室联系、求助。

    7.汽车靠路边停车,管制区域禁止行驶

    发生大地震时,汽车会象轮胎泄了气似的,无法把握方向盘,难以驾驶。必须充分注意,避开十字路口将车子靠路边停下。为了不妨碍避难疏散的人和紧急车辆的通行,要让出道路的中间部分。

    都市中心地区的绝大部分道路将会全面禁止通行。充分注意汽车收音机的广播,附近有警察的话,要依照其指示行事。

    有必要避难时,为不致卷入火灾,请把车窗关好,车钥匙插在车上,不要锁车门,并和当地的人一起行动。

    8.务必注意山崩、断崖落石或海啸

    在山边、陡峭的倾斜地段,有发生山崩、断崖落石的危险,应迅速到安全的场所避难。

    在海岸边,有遭遇海啸的危险。感知地震或发出海啸警报的话,请注意收音机、电视机等的信息,迅速到安全的场所避难。

    9.避难时要徒步,携带物品应在最少限度

    因地震造成的火灾,蔓延燃烧,出现危机生命、人身安全等情形时,采取避难的措施。避难的方法,原则上以市民防灾组织、街道等为单位,在负责人及警察等带领下采取徒步避难的方式,携带的物品应在最少限度。绝对不能利用汽车、自行车避难。

    对于病人等的避难,当地居民的合作互助是不可缺少的。从平时起,邻里之间有必要在事前就避难的方式等进行商定。

    10.不要听信谣言,不要轻举妄动

    在发生大地震时,人们心理上易产生动摇。为防止混乱,每个人依据正确的信息,冷静地采取行动,极为重要。

    从携带的收音机等中,把握正确的信息。相信从政府、警察、消防等防灾机构直接得到的信息,决不轻信不负责任的流言蜚语,不要轻举妄动。

     

  •   为受难者默哀,如有可信渠道资助,一定尽绵薄之力。

  • 时间很珍贵,身体很重要。 

     

     下面这幅图,打一个形容词。

  •    熟悉我的同学都知道,我其实很不喜欢谈政治,当然更不要说搞政治,这个博客被大多数人定义为风花雪月,老子曾几何时做过愤青,宣言民族大义了?如果不是事态至此,谁愿意拿这些并不讨人喜欢的话题占版面?只是必要的时候,沉默就是虚伪,怀疑就是软弱,必须亮明自己的立场。当然亮明自己立场还因为我相信自己立场的正确性,并且希望用它来说服和团结更多人,如果有不同的声音,也希望以此引出来,大家来明辨。但这其实并不是我的长项,不过很高兴我的引子能够让大家畅所欲言,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现在清楚明白了。

     先转一篇木木的文章。

    http://mumu6.blog.sohu.com/84360141.html 

    世人皆醉,你独醒

    标签: 西藏  新闻自由  CCTV  CNN  奥运火炬 
    中国从来不缺清醒分子,深刻分子,这些人不但智商发达,而且看问题总是要比一般人更独到一些,周全一些。比如,在30年代,当全民族的大多数都热血沸腾地投入抗战的时候,他们却在一边深刻而又冷静地思考着:如果不是因为政府无能,我们会受外族侵略吗?现在,我们为什么要听命于一个无能而又腐败的政府去抗日呢?如果大家都跟着去抗战,国内的矛盾和问题会不会被掩盖和转移呢?接着,他们又想到:日本人也是人,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侵略我们呢?我们难道就不能相信日本人一次吗?为什么一定要用一种暴力对抗另外一种暴力呢?我们难道就没有值得反省的地方吗?等等。

    他们什么都想到了,惟独没有想到自己该干点什么。于是,有人投奔了汪精卫,有人去了国外。

    但抗战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冷静而停止下来。后来,抗战取得了胜利,再后来,腐败而无能的国民党也垮了台。一前一后,抗战的胜利没他们的功劳,国民党的垮台也没他们的事。

    这是历史,中国的历史。

    所以,当我说西藏暴乱必须平定,如果你有意见,请直说,用不着和我谈什么人权。如果我说国外的那些藏独分子可恨,你有你的看法,也请直说,用不着来提醒我,国内的那些贪官难道就不可恨吗?当我说做人不能太CNN时,如果你觉得我说错了,请直接指出我错在哪里,而不要跑来说什么CCTV难道就是好东西?

    如果非要争论,就象法官们常说的,“请不要说与本案无关的话。”目的是为了防止有人扯蛋,这是效率的需要。效率很重要,如果没有效率,这么多年来我们不会发展的这么快;如果没有效率,我们可能还停留在20年前的某个夜晚———给句痛快话,到底要不要动用部队?!

    另外再加一句,新闻自由当然是好东西。但这句话要看是谁说的,江湖郎中也会说中医是个好东西。

     

    若维的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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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年斯诺采访毛主席,问起越战的一些事情,主席说,这对越南人民是一种教育,越南人民会因此团结起来,拿起美帝送来的枪炮,把美帝赶走,根本不必中国出 手。同时说起日本的侵略,是对中华民族的巨大教育。(《***文集》第八卷最后一篇文章。)这是真正的辩证的眼光,看得到事物的矛盾性及这种矛盾如何推动 历史进程。
    这次zd势力的各类言行,其实就是美帝国主义和西欧各帝国主义因帝国主义的本性而自动结成的国际帝国主义对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进行迫害的表象。zd算 什么东西?人权云云的算什么东西?什么都不算,它们只是一个机缘巧合的幌子和借口。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可是被帝国主义洗脑的人永远只知道就事论事,什 么狗屁的民主自由。就算西藏真有什么问题,永远也只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这个事情赫然呈现为敌我矛盾,是帝国主义近百年来对华侵略的现 世表现。我相信那些亲历事件的留学生和华人华侨受到了巨大的教育,而这种教育是任何理论无法给予的,因为这是真正的实践出真知。也因此教育了国人,不论右 派学者如何鼓吹西化、自由民主改革云云,中毒的孩子如何幻想有一天我们也搞点总统竞选之类的小把戏,铁的事实教育我们,国家、民族作为现阶段人类社会不可 逾越的产物,是我们谈论任何散发香气的理论之底线。不存在超越一切的“理想国”,不存在美轮美奂的自由民主。发生了这种事情,在明月千里寄相思的西方求 学、生活的孩子们会更进一步认识到祖国的强大和繁荣意味着什么,而这是比口腔快感层面上的自由民主、文化生态等等(等于放屁)高贵得多,而这也是当年邓稼 先、钱学森等等笃定志向回来建设祖国的全部秘密。相信他们会更知道如何学习,学习什么,学完之后该干什么。
    海外华人的团结和爱国行为是值得赞赏和骄傲的,而国人从这些事件中也应该看到我们的国家形象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光鲜,这并非因为我们自己有问题,而是在 国际上我们仍然被视为一股逆流,我们的日益强大时刻刺痛着国际帝国主义的狼心狗肺。在他们眼中和憧憬中,中国仍然是一块等待分割的肥肉和准殖民地。为什么 呢?因为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是剥削和压迫。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资本再生产,榨取剩余价值。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就是占有、掠夺资源和市场,必要 的时候开着飞机军舰去抢,伊拉克为证。这些话相信没有几个人不知道,但是因为自由民主的书读多了话听多了,也就真的以为有这种超越的东西,殊不知,自由民 主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拿来反封建的口号,自由就是要让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变成人身自由一无所有的廉价劳动力,民主就是要让各类资本家轮流坐庄,不要让 某一个资本家独吞劳动者的血汗。这种东西在马克思之后应该是十分清晰赫然的,但资本家都是优秀的化妆师,涂脂抹粉的功夫很好。一涂一抹,挤个笑脸,还真把 国内不少人洗了脑,智商随即下降,真以为人家送良药锦囊来了。自力更生,自强不息,这才是真正的法宝。而我们的国家民族该往何处去?难道我们强大繁荣之后 也要变成今天我们所唾弃的帝国主义之一么?革命前辈为我们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尽管曲折磨难,但仍然是我们的方向,是人类的前途。
    说了这些话貌似沦为了左派愤青,但我并不担心这种小帽子。我以为现在的中国青年不论学习什么理论,赞成什么见解,都应当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把理论学习当 作指导自己日后人生实践的准备。理论如果脱离实际,就是诸多胡言乱语之一种,客气的说法就是经院哲学,不客气的可以命名为“放屁”。什么是我们的现实和实 际,就是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如果不与国家民族的生存发展结合在一起,也就只能算为某灵长类哺乳动物在某一时空的生灭。局长大人,我 在你的地盘上大张旗鼓地宣传马列主义***思想,是因为这是相比起火炬传递障碍赛这种反面教育而言更好的正面教育。反面教育我们宁肯不要,我们厌恶、反对 一切ZD势力和它们的蝇营狗苟。但事实是它们客观存在,所以我们面对它,不但要接受教育,还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它,信心百倍地去战胜它。奥运既然已经被政治 化,我们就要有政治智慧,不能只是喊喊口号发发怨气了事,也不能单纯停留在“爱国”层面。事实同样证明,爱国不是一种天生的东西,而是需要不断接受教育, 不断充实的情感。情感是脆弱的,应该化作切实的理想和行动。中国过去需要马列主义***思想,今天更加需要,需要年轻人不断自我教育。马列主义***思想 能够成为武装我们的理论武器,它曾经指导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今后也必将指引我们战胜国际帝国主义。这种教育在今天显得薄弱,但 它强大生命力并非来自于任何官方的灌输(尽管我认为这种手段其实很有必要且行之有效),而是来自于它自身的明晰性、准确性和革命性。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 要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答案是:为了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这个理想的共产主义,是需要我们去开创的,去为之奋斗献身的。 局长大人,事实上,这是我给你的私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