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 养

 

 

 

马不停蹄的忧伤

 

 

作词:黄舒骏作曲:黄舒骏

 

我永远记得少年的时候

在薇薇家的后门

祈求一个永恒的约定

喔!令我心碎的记忆

 

 

她那凄迷的眼睛

温暖的小手轻柔的声音

怜悯着我的心意

说着她最后的话语

 

 

她说:远方的世界有着一位姑娘和美好前程等着你

可爱的男孩!吉普赛的我不值得你为我停留倾心

喔...不要哭泣

 

 

喔......我马不停蹄的忧伤

马不停蹄向远方奔去

喔......我马不停蹄的忧伤

马不停蹄我来到这里

 

 

我永远记得去年的六月

当娟娟关上车门她泪奔而去

喔!我面无表情

她那凄迷的眼睛

温暖的小手轻柔的声音

再也不属于我

只有那最后的话语

 

 

她说:我知道我只能活在你最寂寞孤独的日子里

可爱的男孩!吉普赛的你我只是你一个小小的回忆

很快你就忘记

 

 

喔......我马不停蹄的忧伤

马不停蹄向远方奔去

喔......我马不停蹄的忧伤

马不停蹄我要忘记这里

喔......我马不停蹄的忧伤

马不停蹄向远方奔去

 

喔......我马不停蹄的忧伤

马不停蹄我究竟要到哪里

 

     早就听说过，哈市的中央大街俄式建筑居多，颇有特色，又听说，哈市的大姑娘漂亮时髦，有不少混血的白俄后裔。“中央”和“大”加起来，已经颇能传达出来些什么了。遗憾的是，我住就住在中央大街，离地标性建筑防洪纪念碑不过百来米远，松花江也就在旁边，甚至比松花蛋更近。我一出门，就身处中央，由于长期自我边缘化，一时还有点不能适应，得来太不费功夫，少了点意淫周转的乐趣。白天活动匆匆，只觉这儿的建筑特色确实像是来自另一文明，而大姑娘也确实不少，概是由于此地夏天珍贵的缘故，所以更加不爱长装爱短装吧。大街的路道并不宽，地上铺的是有百年历史的石头，据说这跟香榭丽舍等欧洲大街倒是很相像。比起别处的步行街，这条大街的消费功能似乎让位给了游览功能，除了一些标榜俄罗斯工艺品的商店外，看不到特别大的百货商店，来往行人虽多，却也少见大包小包的血拼者。而大姑娘们虽也很时尚，却又不乏家常，由于在这条街上休闲的意义大于消费，于是时尚的物化和装饰感也就淡化了。

         晚上去看冰舞表演，也是在松花江边上，时值傍晚，天空微红，风景虽然有些凌乱，却也别有野趣。我看着夕景，等同行的O老师抽完一支烟，进到了表演的礼堂。这又是一个令人怀旧的空间，我想起或许全国过去的很多大礼堂、文化馆、电影院都是模仿它而建的，只不过传递到譬如我家乡那样的小城镇，已经变异了许多，那些修建的工匠可能从未看到过这么一幅原始的摹本。它应传自苏联，在它身上还可以看出一些宗教建筑的痕迹，符号性大于功能性，否则屋顶根本不必如此之高，但当传到越来越远的地方时，这种功能性就逐渐开始遗忘符号性了，或者说，另一种符号性开始取而代之。所谓冰舞表演即是花样滑冰和杂技的混合，我趣味比较低俗，对于这种过于舞台化的艺术不是很有兴趣和耐心，另外，觉得如果能将表演的每个环节，用譬如天鹅湖般统一的故事性情节串联起来或许会更有意思。其一是保证了表演的统一性，其二为表演增加了一个戏剧性的赌注，其三可以使得风格更鲜明。有的桥段还是很惊险和精彩的，但我确实比较低俗，当一组男演员排成竖直队列，顺利地挨个滑冰穿过一女演员的胯下，而这个女演员身上还站着另一个人的时候，我认为整个表演达到了高潮。同时，禁不住一直在想，这些演员顶多也就十七八岁，靠这一行能营生吗？在现在这样的环境下，进不了文工团，演出的票房又不如二人转，他们的前途如何？

         一个小时后，已经回到了中央大街，O老师的一番话让我倍感惭愧，他说他在看的时候最大的感触是：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年轻人该怎么办？跟我正相反。O老师显然被演出的青春激情所感染了，他说，在上海他可能根本就没机会去看这么一场演出，即使别人送票，他也很可能会转送他人。而即便去看，恐怕也不会有现在这样强烈的感触。此刻，在这么一个祖国最北的大城市，华灯初上，夜色朦胧，某种地理和场景上的时差带来的时空恍惚，又让他回到了年轻时代。若干年前，他曾跟着工厂的货车驶往更北的地方，路过哈市，匆匆一瞥，而今细看，几十年已经过去了。

     时间不过9点多，如果在南京路或淮海路，此刻必定灯火通明，行人如织，而此刻中央大街却已经昏暗影绰，游人稀疏了。路上没有大的街灯，借着周边个别未打烊的商店灯光和来自别处的城市之光，街道显得迷蒙和舒爽，脚底接触石板街面，在抬起落下中，有些悠长回环的弹性和余韵。在街道两边的几家啤酒广场却十分热闹，所谓啤酒广场就是用大帐篷搭起来的半露天超大排档，主要供应啤酒和烧烤。我们一共看到三家，每隔两三排建筑就有一家，往回走的时候，因为倒数第一家有人在大声歌唱，便挑了这一家坐下。遗憾的是，这家没有黑啤，于是喝了一扎黄啤之后，我们又换了一家。这儿的黑啤比起Guiness，浓度和香度都不在一个档次，但价格也大大便宜啊，而且也比较清爽。旁边有一群俄国青年人也在喝，有一个小伙子结束之后竟然还来问我们要酒瓶，想去退押金，门槛不可谓不精。跟O老师随便聊了几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最后F老师谈起了他的第一次出门：红卫兵串联末期，两个年少的围棋棋友，火车，苏州，清早扫地的人……

       虽然没去过莫斯科郊外，但哈尔滨中央的晚上也不错。总的感觉这是一个历史大于当下，深度大于广度的城市，如今的城市面积根本容纳不下它的回忆和雄心，通过那些高大厚重的俄式建筑，你还可以触摸到它那未发育完全的巨大骨架，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悲剧性的意象，相反这造就了城市的密度。在地广人稀的东北，这种高密度使人们在地理和心理上更加集中，拥挤出俗世的温暖和喧嚣，这跟临近的俄罗斯应该不太一样吧。

 

 

 

     红色的平房以期待拥抱的姿态像零落的蘑菇生长在草甸上，静悄悄的小河从它们旁边划过， 如果一阵风沿河水逆流而上，抹过青草和泥土，则那些红色屋顶将正好吻到她的下颌。丛林树木高大，层次分明，干净并且友善，一汪汪水域时隐时现，跟着车辆转弯，它们是丛林中司艺术的精灵，像梦一般在这儿流淌、萦绕，是一颗颗用来向上苍施礼的泪珠，以其静谧和纯洁而令人微微心痛。

        凉快的事莫过于乘坐一趟森林火车，在树荫下面穿行，阳光被树木掰弯了，顺手推舟地铺在铁轨上休憩，车上乘务员的绿色制服、贵妇的白色礼貌、摊开的小说、零散的纸牌、几乎要被忽略的汽笛声，无不染上了林中的暗影，一切都在随着火车运转，像一首回旋的小提琴曲，终于要离开森林了，人们远远看见了露天下曝晒万物的大太阳，就在即将离开阴影的一刹，他们看清原来前方是一片宽广的水域，火车全速启动，驶向海底两万里。

       我反感CCTV和新闻联播，倒不反感里面的主持人，最多只有完全出于个人喜好的讨厌。在新闻联播的这几个主播里面，罗京是比较顺眼的，他从形象和声音上都有股温润的味道，比较儒雅，这气质柔化了意识形态的僵硬。这么说吧，邢质斌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硬邦邦的红头文件，无论形象和声音都是，而罗京还能让人感觉到文件所附丽的那张柔软的稿纸。

       这完全是感觉上的比较，罗京在形象和声音上讨了一些便宜，但本质上二者没什么不同。其实，邢质斌更不容易，也更专业，她扮演的是一个彻底的没有个性的人的角色。在这点上，她值得敬佩，而大多数人反感的却又正是由她以这么客观的面貌说出来的东西，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

       在我儿时就积淀下来的印象中，这批播音员是电视器屏幕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他们是构成电视机的一个部件。他们会不会由此感到失落呢？他们是名人，但他们给人的只有形象，而没有个性，他们是彻底的符号，这与他们的同事李咏、白岩紧等人还有所不同。

      不过，这些人陪伴了我们太长的时间，就像一个老挂钟或者旧沙发，以致想起他们也会怀旧。而今一个人的逝去，没有任何象征意义，却因为逝去而变得有了个性。罗京自己的时间，从现在开始流动。

        他给人以不死的印象，他总在宣读各行各界大人物的哀讯，他的声音给死者盖上最后一个印章，这些大人物是如此之高，然而他们的死亡在被他的声音宣读的时候，它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高。它是祭司的声音，是制度的声音，是不死的声音，它又是帮死亡说话的那个声音。他的死讯由另一个声音来宣读，这会不会显得有点虚假？这印章永远敲不下去了。

        他的遗像放在墓碑上，就像他的人放在屏幕上，这句话反过来说亦可。

         对于罗京最好的悼念方式就是像msn那样，列个新闻，旁边放张他的日常照，即可。那些无辜死去的人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意大利少年，长卷发，矮个，雀斑，五官还未见深邃，像个没多少历史的小城镇，他既可能是农民，也可能是画师，惟独不可能是商人，与我在大楼下相遇，另一种血统在他身上奔流，他体内有逼仄的河道，船舶穿过一个又一个桥孔，停在扬州，二十四桥明月夜。   

     夏天既真实又梦幻，浑身黏糊糊的总没办法让人超脱，即使升空，也不是轻盈的羽毛或叶子，而是需要能量推动的热气球。与此同时，它又是梦幻的，因为热总是会让人神智不清。每个人心中都潜伏着四只动物，它们在四个季节轮流出场，而在女人身上，夏天的这一只似乎发育得异常良好，皮毛光鲜，姿态卓约。我在路上遇到一个戴帽子的女人，这顶帽子确实很有型，它似乎是由贝壳和机器交媾而来。像贝壳那样曲折，但原本那些柔软的曲线却又变成了强硬的直线，两条线条交合，在女人的脸正前方形成一个狭小的相框，她的脸恰似夹在旋转楼梯中间的一个卧房。门，是关着的。你根本看不清她的容貌，似乎这顶形态卓异的帽子已经取代了她的脸。我在想，如果她的情人俯身水底，亲吻她那张真理性珠贝的时候，必然迷失在半途帽沿的礁岛中。她（的帽子）以一种浪漫主义的姿态向情人发出了召唤，然而情人对召唤的回应却得承受现实主义的反讽，最后这一切构成了现代主义的疏离。不知不觉，她已经走远，我能想象，她的帽子还漂浮在空中。

发刊词

 

 

 

 

《同路人》为电子杂志（由几位浙大学生编辑），双月刊。

我们主要提倡创作类，而不是评论类的文章，但并不排斥（文艺）评论。

“同路人”这个概念来自苏联，那些同路人曾经幻想没有倾向的文学，但最终失败，被拖入了时代的洪流，于是从文学走到生活去，成为了或明或暗的现实主义者。

是啊，青年人的心总是充溢着罗曼蒂克的幻想，认为世界是美的，阳光是普照的，但是真实往往不是那样，所以就会有很多徘徊和周转。那么处于痛苦中的他们该怎么办呢？想必只有认真地阅读、观察、思考，有对社会、人生、文化的认真的看法，并把这些看法体现在他的写作中，才不至于继续徘徊吧。

所以他的写作一定有目的（首先就不是抒发小我），是要为人生（而不是纯粹的“美”）和现实（而不是幻想中的糖水）负责的。他们的看法是不一致的，而且也不一定要求一致，因为这才是“同路人”：在一条几乎不算是路的路上，大家一起走，有的人继续走，有的人停了下来，开始享受，有的人则选择回去。

他们也不着急“宣布”这些看法，因为在一个焦虑的时代，宣布是没有用的。这就是作为青年人的同路人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不停下来去“宣布”点什么，而是继续走、继续写，或者干脆不写，干脆放弃。对于同路人来说，走是重要的，正如写是重要的，至于写出来的是什么，是好是坏，那倒先不去管它。

既要为人生和现实负责，又不焦虑，在这样一个时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就抱着尝试的念头，来做一期，试它一试。

在电脑上读文字是很累的，这些文章不必每篇都读，挑拣挑拣，随手翻翻，就行了。

不说开卷有益，但至少应该无害吧。

 

 

 

注：

可直接到此处下载，这主要是小楼发起搞的一本电子刊物。我基本上没做什么事情，忝列编辑名单之中，主要是小楼还引我为同道。以后再为它做点事情。

需要订阅的朋友可以给写信给louweiyy@hotmail.com，他会email给你的。

 

　旧文一篇 
　　 
　　 不久前，网友声讨孟广美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起因是她在某台湾娱乐节目中说了些对同胞不敬的话，怀着一颗八卦的心，我找到了该节目。话题主要集中在“如厕”上，孟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来大陆，发现如厕者都没有关门意识，或者厕所根本就没有设计隔门，有的只是一个个蹲位，如厕者可以泰然自若地边代谢边聊天，间或还交流手纸。还有一次在北京，遇突发情况，为解决几万人的如厕问题，临时挖了一个大土坑，如厕者首尾相贴，只见白花花的屁股此起彼伏。主持人则又添油加醋，说在这种统一水槽式厕所里如厕，前面人水箱一拉，后面的人为防溅到水迹，得赶紧微微抬起，说时迟那时快，顺势把前面所有人的午餐巡礼一遍。 
　　 
　　 客观地讲，他们说的都实有其事，而且定位在过去的年代，当作笑话倒也无妨，但言语神态之间多少流露讥讽之意，难怪网友们会不快。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有抽水马桶就很值得炫耀吗？坐着如厕就一定比蹲着好吗？《春琴抄》、《细雪》、《麒麟》等名著的作者，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谷崎润一郎说，用抽水式马桶，自己即使再讨厌自个儿排出的东西也都历历在目。此言不虚，我们不禁要问，自己排出的东西就一定不比别人排出的恶心吗？而且，这种有抽水马桶的西洋厕所虽然镶满瓷砖，十分清洁，可是却总是让人联想那看不见的地方。在这样的场所，理想的情况则应是“有点朦胧、光线微暗为好，至于何处干净何处不干净，都不甚了了为妙”。 
　　 
　　 对于抽水马桶的发明，我们理当致以敬意，它是在几代人的前赴后继、不懈探索中问世的。早在公元前2000年地中海沿岸的克里特岛上，就曾出现过一种室内厕所，有稳定的水流不断冲走排泄物。可惜克里特文明式微后，厕所离奇地从欧洲人的生活中消失了，至迟到14世纪，欧洲的贵族或平民才有意识地专门辟出了用来方便的密室。其后，达•芬奇曾经设计过一种冲水厕所，但由于方案太超前，未得成型。1596年，伊丽莎白一世的教子约翰•哈林顿爵士为女王设计了冲水厕所，但因下水管没有承水弯管，粪便臭气便源源不断地从管道往房间输送，女王捱不过恶臭，下令拆除。1775年，终于有一位默默无闻的英国绅士亚里山大•卡明斯将座桶底下的水管弯成U字形，承水弯管使冲水厕所里的臭气无法冲出，现代的抽水马桶终告诞生。因此可以把抽水马桶的发明过程看作一个西方文明演进的微缩标本，但这是否就意味着自1775年始西方人的卫生习惯连带文明状况就全面超越了咱们东方人呢？ 
　　 
　　 谷崎不这么看，他认为西方文明有西方的特点，东方有东方的讲究，他甚至幻想完全不依赖西方的工业文明成果，东方人也按照自己的步调，不慌不忙地发明出东方式汽车、电灯、电影……抽水马桶则不需再发明，因为东方的厕所已经足够完美，他用一枝生花妙笔把古典厕所描写得诗意盎然：“厕所离开正房有一段距离，坐落在树荫之下，飘溢绿叶、青苔的气息，并有迴廊与之相通。如厕者蹲在幽暗之处，在透过拉门的微明光线下”，闲适地眺望庭院景色，夜晚有星光虫鸣相伴，雨时可听细雨轻点芭蕉……文忠公的厕上作文之说看来不妄，“把一切都诗化了的祖先们，把住宅最不洁净的场所变为幽暗的去处，让它与花鸟风云紧密相连，让人于此而顿生怀恋之情；这同西洋人相比，把厕所视为污秽之物”，难以启齿相比，确是深得风雅之真髓。 
　　 
　　 谷崎认为古代厕所与正厅和卧房都保持着较长的距离，是有其道理的，虽然起夜时，难免寒冷，不比就近方便又配备暖气的西洋式卫生间，但正是在这去如厕的路上，我们体会到了风雅，夜空如洗，树影恍惚，庭院苔蘅交错，积水空明，如行走在月桂宫中。这般享受，恐怕连腹泻的人都会忘了此行的目的，正所谓“风流雅物皆清寒”。然而，东方人中也不乏懒人，像李渔就曾自己设计过一种厕所，称其“当于书室之旁，穴墙为孔，嵌以小竹，便遗在内而流于外，秽气罔闻，有若未尝溺者，无论阴晴寒暑，可以不出户庭”。李渔历来以讲究趣味，且趣味怪异著称，而在如厕方面却有味而无趣。 
　　 
　　 当然，还有更等而下之的，那就是以便盆如厕，它几乎把每个成人都下降到了还需把屎把尿的婴儿水准，可偏偏古代的皇亲贵族都喜欢用这玩意儿，而且无论中西，概莫能外，统治阶级之骄奢淫逸由此可见。《西京杂记》上说，汉朝宫廷有专门用玉制成的“虎子”，此就是后人称作便器、便壶的专门卫生用具，由皇帝的侍从拿着，以备不时之需。据传西汉时“飞将军”李广射死卧虎，让人铸成虎形的铜质溺具，把小便解在里面，表示对猛虎的蔑视，这就是“虎子”得名的由来。可是到了唐朝皇帝坐龙椅时，因他们家先人中有叫“李虎”的，便将这大不敬的名称改为“兽子”或“马子”，再往后俗称“马桶”和“尿盆”。在古希腊，一般在聚餐时都会在餐桌旁放一只便壶，客人们如有便意便提起短袍、长袍方便，罗马人则一般外出都携带一只便壶，出恭后由仆人倒掉。 
　　 
　　 流氓皇帝刘邦曾有这样的轶事，他在群臣面前内急，为了节约时间开会，竟让一个文官把帽子递给他，他接过后背过身去，回转身时已盛了半帽子的龙尿。他的后代汉武帝刘彻在上大号时接见高级官员卫青，可见卫将军实乃皇帝之心腹，待遇非比寻常。英国王室也不逊色，在庆祝安娜•波林（伊丽莎白一世的生母）成为亨利八世的第二任王后的仪式上，两名使女在整个宴会期间一直蹲在餐桌底下，一名执便壶，一名拿纸巾，准备接住这位年轻漂亮女士的溢出物。 
　　 
　　 对于这些王侯贵族，从小被人伺候，在众人面前解手不以为耻这本也不足为怪，只可惜他们再是享尽荣华富贵，却享受不到如谷崎所言那样高级别的如厕乐趣。不过，在中国历史上，立志提升厕所品位的有钱人还是不乏其人的。晋武帝司马炎的千金舞阳公主家的厕所便很有档次。卫生间里设漆箱盛放干枣，供如厕者塞上鼻孔；诸事完毕之后，还有使女端着盛水的金澡盘和装着澡豆的琉璃碗，供人洗手洗脸。舞阳公主的丈夫王敦，在婚后首次如厕时搞不清状况，竟把枣子当做寻常果品，一股脑吃进了肚子，还把澡豆当做干饭，倒进金澡盘中喝了下去，“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后来这个王敦在西晋首富石崇家如厕时倒是着实挽回了一些颜面，据《世说新语》记录，石崇家的厕所，经常有十几名婢女列席伺候，皆丽服藻饰。厕所里面放着甲煎粉、沉香汁，还准备了新衣（所以古时如厕又称“更衣”）。一般的客人都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进去之后往往紧张得器官失灵。倒是这位后任大将军的王敦进去后，“脱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到底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这些厕所尽管极尽奢华之能事，不过主要讲究宏观方面的排场，而在微观方面的细致则恐怕非“元四家”之一的倪瓒莫属了。这位著名画家的洁癖众所周知，如厕时更变本加厉，为了不看到自己排出的秽物，他让仆人收集大量的飞蛾翅膀，把它们置于厕所的铺板上，用这等轻飘绵软之物来掩盖粪便，粪便落下时“呼的一下无数的彩翅如烟雾升腾飞飘，每一片翅膀都是透干的，片片闪烁着金黄色的光芒，像是无数极薄的云母断片聚合在一起”，泄物落入其中，迅即无形，不着痕迹。 
　　 
　　 这等华丽恐怕只有慈禧太后的如意桶可以勉强相媲了，清代皇帝、后妃们使用的便器叫做“官房”，有专门的太监保管，皇帝、妃嫔们使用的“官房”十分讲究，分为长方形和椭圆形两种形式，用木、锡或瓷制成。木质的官房为长方形，外边安有木框，框上开有椭圆形口，周围再衬上软垫，口上有盖，便盆像抽屉一样可以抽拉，一般木质便盆都装有锡质内里，以防止渗漏。锡质官房为椭圆形，盆上有木盖，正中有钮；这种便盆要与便凳配合使用，便凳比较矮，前端开出椭圆形口，便盆放在下面对准圆口。便凳有靠背，包有软衬，相当于现在没扶手的沙发，坐起来可比马桶舒服多了。 
　　 
　　 慈禧的官房用檀香木做成，外表雕成一只大壁虎，壁虎的四条腿就是官房的四条腿，壁虎的鼓肚是官房盆屉，尾巴是后把手，下颌是前把手，嘴微微张开，手纸就放在其中，壁虎的脊背正中有盖子，打开后就可以坐在上面“出恭”了。1903年慈禧在出行中使用的官房叫如意桶，它放在床内设的一侧门中，桶外用宫锦绒缎套罩着，看上去像一个绣花坐墩，桶底铺着黄沙，上面再灌注水银，粪便落入其中，也是不留痕迹。 
　　 
　　 这样的如厕耗费极大，平常人是难以企及的，比如倪瓒家，估计整个夏天的夜晚家仆们都需倾巢出动，为主公捕捉飞蛾，捕回之后又得拆卸羽翅，工程不可谓不浩大。间或某天主公突发奇想，欲用萤火虫做垫料，使茅厕一带萤光如炬，那家仆们就更是疲于奔命了。要学倪瓒，又没他的家底，只能另觅他途，要么更换材质，将蛾翅换成花瓣或树叶，这些材料除了不易疏通之外，应好过现在小便池里的海绵和樟脑球。要么将粪坑尽量挖得深一些，泄物扑通掉下去，半天才传出回声，不禁让人遁入冥想，发思古之幽情，独怅然而尿下。 
　　 
　　 还有一招是把厕所建在楼上，楼层自然是越高越好，管道直对楼下，以使泄物可以垂直跌落，但落点一定要经过测量选定，最好是河流或菜畦，否则就需要动用巴黎14世纪的规定了 ：“如果愿意大声喊叫三声‘小心有水’！则可自楼台窗倾倒尿粪。”想象泄物在空中划过的景致，如长虹、如散花，瀑布与流星齐飞……《猜火车》的导演再牛，也不会想到当演员钻进马桶之后，拥抱的是整个夜空吧。Cold play唱到：Look at the stars, Look how they shine for you, And everything you do, Yeah, they were all Yellow…… 
　　 
　　 
　　 
　　 
　　《万科周刊》2007.9 
　　 
　　 

     所谓的审美生活，应该是在作为一个人间俗物之余，还有另一个比你更好的自己在尾随并且观望着你。他在你头顶凌空而行，从不长大，机敏而淘气，就像超级玛丽或冒险岛里的那只护身小精灵，在树木间绕行，我甚至感觉到他扳起弹弓来打我的后脑勺。漫长的阴天终于放晴，我走在去往车站的路上，抬头忽然看见，伸到路上的枝叶竟然长出了梅花，在平时，你甚至感觉不到这些枝叶。它们紧挨着，随着路延伸，正好在我头顶十公分左右的地方。一个梅花星星点点的平面，让我有如游鱼之感，但我并不想停留在这种感觉中，路的旁边是无数翘首以待或精神涣散的人。事情的悲哀之处在于，灵魂没有如同白鹭般惊起，而是压根就是条冬眠的懒蛇还没有出来。忽然转晴的天气令人不得要领，就像那几件刚洗的衣服，我把自己依附在昨日的水珠中，要伸多大一个懒腰，才能挣脱这些棉衣棉裤的束缚啊。

 

 

 

安娜临死之前的心理独白，堪称十九世纪最精彩的心理描写，很难想象托尔斯泰在写这些段落时处于怎样的状态。记述下这些句子的人仿佛是安娜自己，如果把安娜自杀的部分作为全篇小说的高潮的话，那站在这最高点上俯瞰的不是托尔斯泰，而是死神。

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整部小说，从一开始安娜与其情夫弗龙斯基初次邂逅时，遇到的那个卧轨自杀者，到安娜生产时的性命之虞，紧接着是弗龙斯基的饮弹未遂，再到尼古拉艰难的死亡过程，连作者的自传体人物列文都曾屡次想到过自杀……在安娜下定决心赴死后，小说的节奏陡然加快，以死亡的加速度向前运行，正好与疾驰而来的列车迎面相遇……安娜赢得了这场爱情战役的胜利，代价是肉体和灵魂的双重毁灭，“连她的死都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可恶女人的死法”，她永远上不了天堂。

托尔斯泰给小说第五部中的第二十节加了个小标题，这可能是托尔斯泰所有小说中唯一的一个小标题，这个标题是“死”。该节的内容是列文的哥哥尼古拉的病故过程，牧师祈祷完之后，说了声“他完了”，想要走开去，突然死者从胸膛深处发出一声尖锐而清楚的声音：

“还没有……快啦”

  一分钟后，脸色开朗了，在髭须下露出一丝微笑。

尼古拉早就是堕落之人，在临死之际，他疯狂地做祷告，尽管这只是一种“妄想痊愈的暂时的、自私的表现”，但无论如何，他被死亡征服了，表面粗暴，内里却温顺了，死后还挂着一丝微笑。

“死”这个标题，出现在书的下半部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地方，似乎具有了一种动力学意义，它像一个支点，在这个位置，正好可以将小说最后部分的救赎和希望跷到最高的地方。

在尼古拉死去的当儿，列文的妻子基蒂怀孕了，托尔斯泰搞的当然不是转世投生这一套，他是想把“死”这个题目写得更为全面，更富张力，光写死，不写生，这不够辩证。列文面对哥哥的死，对死亡的恐惧进一步加深了，但与此同时，“他还是感到不能不活着，不能不爱。他感到是爱把他从绝望中拯救了出来，而这爱，在绝望的威胁下，变得更强烈更纯洁了”。

这或许就是在那个时代男人和女人的区别，男人往往把爱当作通向彼岸的桥梁，无论这彼岸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的，而女人则把爱本身视作追求的目的。这种爱可能会被高度形而上化，以填补精神领域的空缺，也有可能走向反面，如弗龙斯基的朋友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所说：“我们由于恋爱创造出伟大的事业，但她们却总是讲求实际”。很不幸，安娜属于前者。在这种不对位的情感诉求中，她终归是要失望的。

如果，他不爱我，却由于责任感而对我曲意温存，但却没有我所渴望的情感，这比怨恨还要坏千百倍呢！

托尔斯泰并没有赋予他笔下的女性角色，像男性一样寻求宗教解救的愿望和能力，与其说他残酷，倒不如说是一种执着。如同他自己对于思想进步永无止尽的追求一样，他似乎也想让安娜以类似的姿态一无反顾地扎入对爱情的追求中。安娜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毁灭的预感，这同时也是一种决心，临走前，她说“上帝，饶恕我的一切！”

托尔斯泰要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他没有否定安娜的爱情追求和此后的行动，然而却让她一步一步走向毁灭。按照主流的说法，托尔斯泰正是想借此反映女性在当时社会中的可悲处境。可是既然托尔斯泰把解救寄望于宗教信仰，在这个时候，上帝怎么就不来拉她一把呢？

我只能想到四种解释：1、托尔斯泰虽然同情女性，但毕竟还是个男权的人，他不认为女性需要，并且能够获得信仰层面的救赎；2、这个“既怀疑悲剧又渴望悲剧”（布鲁姆）的人想用女性为爱情毁灭这一事件，来完成悲剧这一美学中的道德使命（虽然按传统标准，女性作为悲剧主角还欠缺一种“跌落的高度”）；3、这正好是列宁在《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等文中所论的托尔斯泰软弱性的体现；4、他对安娜的悲剧怀着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总有一部分人是要受难的，总有一部分人是不能进天堂的，还有一部分人是受难而不能上天堂的，但另外的人却不能甘于堕落。

     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奢求托尔斯泰这个“经历了人类生平”（什克洛夫斯基）的人，同时还负责为我们找到出路，否则他就真成上帝了。小说一开头就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已经预先承认了世界的这种本然状态，迪兰·托马斯说“死亡也不能一统天下”，同样，幸或不幸也都不能。

小说中的两条主线，一条是安娜家走向毁灭的悲剧事件，一条是列文家逐渐明朗的幸福生活，仿佛月球交替翻转的明面与暗面，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在按照世界的规则自然生长，尽管结局不同。

不过，两条主线之间并无太多交集，也欠缺叙述进程上的相互牵动，它们是独立发展的，如果把它们拆开来，几乎可以变身而成两部独立的小说。两条主线的主角安娜和列文只谋过一面，之后又各分散了，彼此回到自己的幸与不幸中。尽管隐约有一些心灵相通，但又没有形成共振。

 在《叙述与描写》中，卢卡奇曾对比过《安娜·卡列宁娜》和左拉《娜娜》中的赛马描写，认为前者的描写在整个叙事中承担着必要的职能，而左拉只是抱着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为描写而描写。以托尔斯泰超群的智力和叙事技艺，让这两条主线之间发生某种叙事学关联应不是太难的事情。

这两条线索，没有明暗之分，并不相互烘托或暗示，而是跟随主题沉重的车轴平行滚动，一者绝望，一者希望，一者毁灭，一者救赎，但这并不是正题反题之间的简单对立，二者难以用理性穿透的关联后面，站着的是隐蔽的上帝。这为小说带来了强大的艺术张力，籍由这张力所燃起的巨大能量，主题才可以运行到那么深远的地方。

因此，我认为托尔斯泰没有在两条主线上刻意做一些关联性的标记（像那些害怕迷路的人做的那样），源于他超越了这种写作中的市民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理解普鲁斯特为什么说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人类受到一个想写一部巨著的文学家的裁判，而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却是受到一个安详的神道的裁判。”试图在两条主线上建立关联（无论这种关联来自叙述上的牵连抑或内容上的对比），就是要使两条主线所代表的救赎和毁灭可以彼此解释，本质上是移植了一种因果，而列文最后领悟到的，在命运和信仰层面，这一切是“超乎理智”的。

安娜的故事，是令人怜悯并畏惧的悲剧；列文的故事，则是带给人勇气和力量的精神史诗，托尔斯泰用小说平衡了两种伟大的艺术形式，也使生命的真谛在其间自然展现。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说托尔斯泰：

向往一种依偎于自然的不朽韵律的生活，向往一种伴随着自然生生死死节拍而动的生活，一种摒弃了狭隘分裂分离破碎僵硬的非自然形式的生活。

于是小说的逻辑变成了自然的逻辑，小说的语言，也成了生活的语言。它做到了不依赖于繁复的细腻，如果说普鲁斯特是通过像圣诞老人一样慷慨地分发比喻，来丰富世界的感官的话，托尔斯泰则像个猎人，用准确的枪法，击落语言为世界所施予的迷障。“要了解他（托尔斯泰）的自然概念多么富于隐喻性是需要时间的，因为他明快简朴的文体是修辞的胜利”（布鲁姆）。

高尔基说托尔斯泰的“贵族式魅力属于高贵的野性”，普鲁斯特则指出：

《安娜•卡列尼娜》中那些收获、狩猎、溜冰等巨大的场面，如同有意隔断其余部分的大片空地，给人一种更加辽阔的印象。在渥伦斯基两次谈话之间的整个夏天，似乎有一大片绿色的牧场需要刈草。

 前者概括有力，后者感受力惊人，从统观和细节上，标示了托尔斯泰小说的这种自然性格。

 至于《安娜》这部小说的地位，听腻了文学史中的主流评价，我们再来听听两个高傲的人的说法，一个是纳博科夫，他在访谈录中说：“我认为《安娜•卡列尼娜》是19世纪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一个是斯宾格勒，他说：“《安娜卡列尼娜》无人能敌”。

小说最后以列文的精神觉悟作结，他在个人的一系列生活经历中领悟到，以往基于理性对宗教的质疑，只是由于他太孤独了，而他孤独又正是由于缺乏爱所致。列文用自己的方式找到了心灵的安宁和幸福。

 尽管有人说托尔斯泰小说中“精神说教常常成了固执于荒唐情节的编造”（托马斯·曼），但相较《复活》，《安娜•卡列宁娜》中的这些段落却让人觉得是必要而自然的，更具感染力，也更令人信服。列文是托尔斯泰的自传体人物，这种心灵探索正是托尔斯泰的精神自述。只不过当我想到，托尔斯泰在此之后其实并没有实现心灵的完全安宁，他又经不住在精神和实践上持续折腾的时候，不免有些失落。

难道真的没有一劳永逸的永恒归宿？

他自己捣碎了安静的湖面，又用大手继续划桨，在82岁高龄，毅然与贵族生活决裂，为实现理想，离家出走，1910年11月7日，出走后的第10天，在去往南俄的旅途中因患肺炎而病故……或许这样的精神和行动才是真正最能给人以力量和激励的。

维特根斯坦说：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有权写作。

　　

　　

 

    我所在的校园有一条名字俗丽而又清高的河，它似乎不流淌，水波又时时在将自己捣碎，它才是这所校园内部的发动机。它失望了，因此我们现在看到这条只是河的背影，它的原貌，每离去一个人就被带走了一点。不过当背影又转身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背影的背影了，它又回来了。按说，这个校园应该水多，但是为什么集体浴室还是如此的生意兴隆呢？大学生到底需不需要桑拿？到底需不需要，需不需要桑塔纳？这个校园最独特的风景之一是你每天都能遇到一大群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夹着澡盆，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女生，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地拉着拖鞋走在去往澡堂的路上。这本来是一个很大妈的画面，但是年轻就是资本，年轻人可以疯狂，中年人却只能是疯，又因为这是去洗澡，理由足够充分和正当，所以女孩们走得很坦荡，但又有那么一点羞涩、尴尬、张扬、无奈、无所谓、假正经等等融合起来的故作姿态，刻意又不经意，高调又低调，美好，又庸俗。有时候遇突发情况，河东的女生就得像候鸟般长途跋涉，穿过整个校园，至河西求得一淋。这他妈全是后勤的错。好在这里是校园，树木荫郁，节奏缓慢，所以此刻这一幕，我们还是可以与遥远的边陲小镇相勾连，那里也有一群傣族少妇在傍晚，头顶水罐走在幽深的乡间小路上。于是，这一幕上升为一个共相了，多少年代，只有这样的画面是不变的，一批又一批的女孩用黄金年龄撑起了这一幕，而她们却面目模糊。柏桦曾有诗云：“偶尔有一只鸟飞过/成群的鸟飞过/偶尔有一个少女叹息/成群的少女叹息”，意境不错，但是太过才子风情。体现在两点：第一，仿佛少女是他家养的，好像他跟谁都很熟（同时人家也跟他很熟）一样，这是典型的才子情调，喜欢拿别人去感伤；第二，当一个少女叹息的时候，通常至少有另一个少女在暗自偷乐，所以柏桦的诗不符合常识。偶尔有一个少女搓澡，成群的少女搓澡，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我们在晚饭以后出发，这是新铺的公路，这样的县乡公路有个被用得很滥的名字：“绿色通道”，不过在这里，它有实际的意思，道路两翼栽满了当地的市花，三角梅，紫红色的花朵，结实而朴素，单看谈不上艳丽，花树连结成一排却颇能镇得住场面，而整个一段几十公里的路，都有它们相伴。驱车轻驰，旅行开始了！

公路上没有什么车，偶尔能看到几个做泥巴将（建筑工）的农民，在路边蹬着自行车，他们会在某个小路口转弯，再沿着山路回到其时已灯火昏黄的家中。又或者能在山坡上看到一群闲步的牛羊，对小侄女说：快看咩咩羊，等把她抱到车窗口的时候，她只能看到羊的尾巴了，又过了一座青山。太阳逐渐降下，山的阴影也逐渐变大变深，车在阴影中驶进驶出，就像一只青鸟在树叶间穿梭。

这个时候，如果自选，我会选Cold Play的第一张专辑作为背景音乐，除了太欢快的Yellow，整张专辑都给人一种在夏末的泳池上，沉潜往复的感觉，盛夏湛蓝的天空，已被水面和墨镜双层过滤成了茶色，也就是此时黄昏的颜色。我还会选彭坦的《灯塔》，“这一刻，心如大海，如迎风的帆，沿着海湾，在洒满银子的海面，我是一艘孤单的船……”，随着间奏中钢琴音阶的递进，你已不知驶入何处。

然而，现在车上放的是许巍，许巍的歌我有一些还是挺喜欢的，但一旦某些歌要拧出点什么想法或者特色来，就觉得过了。比起张楚，甚至郑钧来，许巍算不上天才歌手，但是够踏实，在曲调和编排上恐怕要算是国内歌手中最得体的一个，简言之，他的优势在于“舒服”。不过，此刻我是多么想把他扔出窗外，把这朵车上开出的灰色菌菇摘除掉，我第一次感到此人怎会如此沉闷。

他的嘶吼与Kurt Cobain有所不同，Cobain是站着吼，许巍是坐着或者蹲着吼（倒是颇应和我此时的姿势，所以更觉得堵得慌），Cobain的发音在下颌，许巍则把脖子当成了趵突泉，Cobain的嘶吼是不插电的，尽管伴奏可能是电声隆隆，许巍的嘶吼则是加了失真的，尽管歌的伴奏可能只是一把木琴。不得不说这位当年“中国的Kurt Cobain”与凤凰涅磐的Cobain在本质上其实相去甚远，看似也愤怒过绝望过，但其实自我保护意识极强，所以后来成了吟诵风铃和鸽子，阳台和海边的“都市诗人”。孰高孰低毋庸评价，只不过此时许巍的沉闷确实让我有点儿郁闷。我转念一想，开车的敝兄如此迷恋许巍，是不是故意要变得老成持重？

再来说我喜欢许巍的几首歌，一首器乐的《情人》是喜欢的，像几只蝴蝶从水底旋转到丛林，然后在一蓬竹子上绕圈，这蓬只在晨曦和黄昏生长的竹子叫做《时光》；《水妖》仿佛来自一本七八十年代堆在乡村图书馆中的旧文学杂志，这样风格的歌曲之前没有出现，之后也未曾得见。《故乡》则比信天游更贴近现代西北人的情感，其实是一种比较正常和朴素的男性情感，把女人比作故乡，基本上让人提不出什么异议，而最后一回首，“那是你，衣裙漫飞，那是你，容颜娇艳”，让歌又落实并飘泊了起来。

冥想至此，我们的车已经到达另一个城市了，华灯初上，夜色温柔，我推开车门，把许巍留在了车上。

 

若干年前的世青赛时，他恰到好处的短发还能看出些英俊的意思，甚至往右一偏，就会走向奶油路线。功成名就后，他却留了一头邋遢而不飘逸的长发，恐为巴蒂和克雷斯波所不齿，他还紧紧绑了条发带，像是电视剧《西游记》中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那一派的。这个造型让他显得随便、较真、自信，他已经在塑造自己独立和不朽的形象。他时而像个在球场上找不到方向的酒鬼，游离于整个赛场的氛围之外，他喜欢耸拉着双肩，中国“球星”范志毅也喜欢如此，但范志毅比他足足高一个头，这让他更显得落泊。加上略显呆滞的眼光，这简直是个不可救药的局外人。这并不是假象，他并不需用假象来迷惑对手，他的一切形象都融入了球技之中，就像醉拳，拳从醉中来，醉在拳中却愈加酣畅。在你不注意的时候，这个醉鬼像是会移步换影，已经站在了球场的另一边。往往是他第一个撕破球场的宁静，像只鸬鹚在机会到来前的几秒内，扎入水底，他把球场变成了杀机四伏的阿根廷草原。又是他第一个从悸动中回复平静，用比鼻子更灵敏的脚尖继续寻觅猎物的位置。积极、冷静、敏感、出众的脚法、开阔的视野、宽广的活动面积、对于节奏的良好把握、动静之间的迅速转换……他传承了马拉多纳的衣钵，阿根廷血统纯正的技术足球又催生出了一朵光芒四射的致命花朵。马拉多纳把阿根廷探戈的激情和细腻演绎到了极致，而他却用其内敛反衬出拉美大陆的难解和悠远，不管他以后发展如何，这种融入地域文化中的形象难以被取代。他的中文名翻译过来叫“梅西”，谐音“没戏”，有他在的时候，对手基本没戏。我看到一只小个子乌鸦，渐渐升起变大，乌黑的阴影笼罩了蓝白条纹的足球场。

 

 

奥运赛场上的阿荷之战

 
   这几天看了几部小津的片子，女性角色在他的电影中很重要，通过他的电影倒也确实对日本女人有了更真实的了解，这么说，以前的了解是虚幻的？

   对于日本女人的认识最早来自于小时候的小人书和电视剧。我家有《人证》、《血的迷情》等日本电影改编的小人书，里面的男人通常穿得西装革履，要么就是另一种风格：卷发，皮衣加牛仔裤。而女人呢，也大都是现在说的OL装扮，无论是正装和便服都很时髦，那个时候，中国人还被称为“蓝蚂蚁”，而这些日本人，毛衣是红色的，裙子是花格子的，确实不一样。他们活动的背景是繁华的东京或者大阪，高楼林立，街道熙攘，我正是从这些小人书里第一次体会到了“现代”。

   那个时候最红的日本电影明星是高仓健，山口百惠，松岛菜菜子以及他们的搭档，他们都是小人书的封面人物。而那些日本女人，在我的心目里就是些打扮时髦，皮肤苍白，不容接近的漂亮阿姨，心底里又觉得日本人跟中国人长得确实有一点不一样，但是说不清楚。

.   之后，国内的电视剧异军突起，日剧则好像经历了一个低谷，又随着自己的成长，先前的印象也就不复存在了。这个时候，对于日本女人的感知变得概念化，她们身穿和服，步履碎小，点头哈腰，行动缓慢，唯唯诺诺，毕恭毕敬，为许多男孩开始滋长的男权思想提供了假想的依托。我对她们没有了先前的那种亲切感和淡淡的爱慕，她们成了一种与插花、演歌、能剧一样富有异国情调的艺术品。是的，因为形象丧失了血肉，她们被物化了。我那时候自然还不知道日本女人剔眉毛，染黑牙的传统，最多看到脸上的那一层白粉，否则她们必是制造童年噩梦之利器。

世风大变，在我成年以后，与全国许多同龄人一样，开始更深入地接触日本女人。当然，是通过日本强大的AV产业。与以往任何一次西学东渐潮流一样，大多数人对于AV的喜好最终都从西洋转回了东洋。顶级爱好者乐于给女优们排座次，一个一个如数家珍，犹如他们心中的十二金钗，有的人抱着喜新厌旧和猎奇心态频频往来于搜索引擎和下载渠道之间，不消说，这是一种狎客心态。当然，这种意淫与狎客又有着质的不同，它更被许多人视为社会解放的标志，告子遗训“食色性也”成为君子们克服道德自责的有效武器，色狼不再把自己当作色狼，而是根据日语说法，叫做“痴汉”，许多人陈述自己初次看A片的经历无不饱含青春激情。这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进在何处，退又在何处不是我想探析的问题，我要说的是在AV中，日本女人依旧是被物化的，只不过由先前的物化为艺术品，变成了物化为器具。

直到看了谷崎润一郎的小说和小津安二郎的电影，才算是又对日本女人有了真正平等的了解，用哲学点的话说，她们又从客体变成了主体。在谷崎，其对女性的态度展现为前期对女性肉体的疯狂崇拜，以及后期对由女性所显露的东瀛文化的高度咏叹；在小津，则更为平实日常，他探讨和展示了作为社会角色的女性在日本社会中的处境以及地位，有时还让女性担当起了克服社会迷惘的职责，他大概认为优秀传统的力量可以治愈短时的伤痛，而这种传统的渊源和传承都集中在女性身上。

原来，日本本就是个女权地位很重的社会，“一般认为，（日本）在14世纪前后开始了向父系婚姻系统的转化，但在大多数中下层社会里仍然保持着母系制”，“在欧洲夫妻之间财产共有。在日本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财产。有时妻子常常向丈夫放高利贷”，“在欧洲丈夫休妻很普通，但在日本妻子常常向丈夫提出离婚”，“日本的女性根本不讲处女的贞操，失贞也没有什么不名誉，而且照样可以结婚”，“具体说来，父系制度是通过明治31年制定的民法才确立起来的”（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172-173页），如果说这些说法都还有待考证的话，那至少在文学上，煌煌巨著《源式物语》出自女作家紫式部手笔是铁定的事实，据说紫式部已经有意识的使用日本语言来对抗汉语的影响，在其中蕴含了真正的“大和魂”。而历史上说德川幕府的建立来自于丰臣家两个女人的愚蠢，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就我观小津电影的感想来看，女人在日本社会中似乎确实占据更重要的角色，表面上，她们都是足不出户的家庭主妇，而实际上却把持着家庭的大权，而毫无疑问，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家庭都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他们的丈夫在外面的世界里打拼，融入滚滚而来的现代性，成为一枚勤勤恳恳的螺丝钉，而这些家庭妇女们却手摇蒲扇，稳坐在传统生活和文化的藤椅上，维持着一个变动中的社会的基本平衡。这种姿态不禁令我想起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中的描写，日本房间的设计崇尚阴翳之美，这种阴翳之气早已渗透进了那些染黑牙的女子之中，她们就像一团阴湿的云雾，盘踞在家庭的最深处。

而这与中国也不无想通之处，事实上，引起我写这篇小文的契机正是我在小津电影中的女性形象身上，找到了那种久违的亲切感。无论是常演少女的原节子，还是喜饰姐姐、姑妈等角色的杉村春子都觉得似曾相识，有时候觉得就像是在看中国人的表演，而电影黑白和暖色的基调，以及小津温和的讲述方式又似乎更赋予了她们一种亲和力，仿佛那围坐成一圈，开家庭会议的就是自家的亲戚。

对日本女人的认识过程可以视为对日本文化的认识过程，谷崎等人曾说对于各种文化的接受，他们有一个从西方，转回中国，又最终落脚到日本本土的过程。而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次序却颠倒了，这个中介变成了日本。往往要通过日本的现代文艺作品来领会东方文化的精髓，再即而认识到中华文明对其深远的影响，从而对本国文化有更深入的认识，并更知道珍惜。此时，你会体会到两种混杂的情绪，骄傲和可悲。为过去而骄傲，为现在而可悲，为现在这种翻转而悲哀，我们正是要从这种情感中找到主体性和努力的方向。

 

   王菲    

   我充分肯定王菲的天份，不讨厌她，也不讨厌她的歌，但也说不上喜欢，我讨厌的是对王菲的瞎吹乱捧。关于王菲的本质，旧友阿长一篇名为《让我来拔了王菲的皮》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局某总结一下：王菲在北京人面前炫耀香港的经济，在香港人面前炫耀北京的文化。不就这么回事么？发音是香港的，咬齿是北京的，歌词是林夕的，曲调是窦唯的，唔，很另类，很和谐。王菲充其量就是一张制作精良的商业大片，比张艺谋洋气一点，比陈凯歌轻巧一点，比冯小刚前卫一点，是一个能够代表品味的名牌符号，哦，香奈儿儿……记住了，是王菲香奈儿，而不是王菲玛丽亚。王菲退役再正常不过了，装累了嘛，以往的女星们是装甜装可爱，她是装酷装低调，第一种装顺应世俗机制，相比之下，第二种装的难度显然更高，是个吊诡的活计，但是一旦装透了，效果可能就会更好。但这毕竟是个累人的活，让一个人在镁光灯下永远保持不死不活的状态，谁也受不了，让一个入世的人天天扮厌世，也非常不人道。因此，不要指望王菲复出了，她受不了这种生活，即使复出，也依旧会再次退役。王菲在身上插了两只黑色的天使翅膀，想要逃离，“我的天空，为何挂满湿的泪”，王菲像一只孤苦无助的风筝，飘啊飘，摇啊摇，无根的野草……所有这些总结成一个名词就是：单吊一索女。不管你自己本身是一索，还是两索，对于另一个一索，也没什么好崇拜的吧。王菲是物质和文艺的一个交汇点，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二者并不构成对立关系（其实从来就没有分离过），有时候简直就是同一种东西，所以我把王菲和她的铁杆粉丝们称作文艺物质青年。这个名字没什么鄙薄之意，我自己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么个东西，只不过提醒自己很多精神层面的问题其实是物质，而真正的精神依旧是稀缺的。 

 

   彭坦

 

彭坦的新专辑叫《少年故事》，不是《青年文摘》，很好！

讲故事，本雅明说那是人类丧失了的艺术表达方式，是艺术经验最有效的交流手段；文摘，本身已经是一个出版动作，是对经验的人为分类和整合。

青年， 是一个社会概念，无罗曼蒂克可言。

少年，阳刚，积极，向上，奔跑吧，男孩！

彭坦的抒情基调和歌词都是高中生水平，这是对他的赞誉，他不像高晓松们，没有那种大学宿舍里的烟酒气，没有在大学里打混出来的懒散、油滑、空虚、傲慢、感伤、花言巧语，倒是令人想起《让我们荡起双桨》那样的童年心气。

对于这张专辑的成功，他的哥们吴涛的编曲功不可没，正是那英伦味十足的音墙撑起了彭坦略显单薄的嗓音，并且相得益彰，更透出青春气息。吉他的音浪像茂密的树叶，人声则如阳光般透过树叶，洒下……

少年故事，说的是哪吒戏海的故事，他手握吉他，踏浪而来。

我们能听到的大多是《青年文摘》，彭坦的新专辑叫《少年故事》，很好！

 

遗忘和拯救

 

在我出生的数年前，临近的县刚刚爆发过一次大地震，时任总理的周恩来也亲自赈灾，其后，我们每每想起这次大地震，想到的只是总理曾经来过。又有一年，为了预防地震，我们全家在庭院里搭起了“防震棚”，也就是一个简易的帐篷，我跟我哥别提多高兴了，夜风微凉，群星闪烁，这就像一个露天的小电影院。在512地震爆发后，我看到一个印象最深的记录是：“第一次震动以后，我们就往楼梯口去。我在走廊上正各搭各搭地走着，刷地便被晃到了墙皮上。大理石地砖挤成了人字形，就像燕子。我女儿因为可以整天整夜在外面玩，高兴得哇哇大叫”。

 

胡主席在接受凤凰台采访的时候，我们也听到后面有一些小孩在用四川话兴奋而欢快地高喊：胡书记，胡书记……他们不知道他们经历了怎样的灾祸，这种灾祸要用多少时间来偿还。

 

对于在和平时期长大的一代，我们时常会对世界文明有高度的估价和期待，我们不相信会有战争发生，不相信会有瘟疫发生，不相信会有灾祸的发生……这些都是出现在小说里，在世界“祛魅”之前的传说。然后，我们经历了911，经历了Sars ，现在我们经历了四川大地震……七十年代的唐山大地震对于我们像是一个远古事件，就在它造成的创伤慢慢过去，也渐渐被人遗忘的时候……

 

在地震发生的前一天，我听到新闻里说缅甸的海啸已经快造成“人道主义灾难”，我听到这个词愣了一下，想回头去网上查查它的意思。512地震发生之后，在外媒的报道里，我看到灾民们为了求生在抢夺食物，在拼命地挤入为数不多的汽车，一个小孩被压在废墟下，医生为了将其救出，当场截肢……看到这一幕，此刻的中国人，谁不会感到鲁迅的那种悲怆：数万名同胞的血，洋溢在我们周围，使我们艰于呼吸视听，目不忍视，耳不忍闻……

 

在灾祸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害者。那些血肉模糊的画面，那种对于灾祸的惊惧和恐慌，将会贯穿于我们的一生。天府之国不再是可爱宝贝的熊猫和风景宜人的九寨沟，此后每一个去四川旅游的人，难道在陶冶于绿树青山之余，不会泛起一层忧惧和悲伤？

 

在灾祸面前，才能深切地体会到人类之渺小，我们的科技，我们的文明是顷刻就可以被毁掉的东西，甚至可以说科技文明的发展，导致我们更容易被毁灭。地震因为那些结构更为“坚固”的建筑而发挥了更大的威力，而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可能使一个城市生灵涂炭……地震之后，我打电话回去，我妈说我们家一点感觉没有，我们那儿是福地，唉，现在谁还敢说哪里是福地呢？

 

在灾难面前，生命如此脆弱，个体如此无力，而唯一的希望只有渺小的人们团结起来，组成坚定的共同体，一个人在一座山面前是渺小的，然而一座山在一座人山面前又算得了什么？“众志成城”，“举全国之力拯救灾情”这是现在一切的王道。

 

很多人在援助灾情面前，感到了自己的无力，无法体会到“参与感”和“归属感”，而我认为这两种情感比起救助生命和残弱，微不足道。任何一种有效的救助，除了用心，用血，用钱，用物之外，更需要用脑，世界总不是完美的，你必须根据现下的实际情况和灾区的实际需要来考虑你的救援计划。热忱之外，更需冷静，急救之外，更需长救，我们无法拯救逝者，但可以帮助生者，我们无法挽回以前的疏忽，但可以亡羊补牢。我们要治愈自己的创痛，同时把创痛的教训流传给后人。

我同时又在那些少不更事的孩子身上看到了希望，他们背负着灾难的阴影，但一定程度的遗忘对于灾难又是必需，他们依旧会在这个世界上顽强的生活下去，他们会延续一个几近覆没的村庄的生命之火。当一个年轻人先跳上离开灾区的汽车时，旁边的人纷纷指责，让老幼妇残先上，我在这里也看到了崇高而朴素的道德，我们的同胞是可爱的，更是可贵的。

 

这一年来，诸事不断，我被一种有些浪漫的激情点燃，每每又会质疑这种激情的真实性和危险性，但毋庸置疑的是，我在这些事件中培养了社会责任感，超越了一些琐碎之物，也对这个国家爱得更加热烈和深沉。之于现在的我们，真正理性的态度恐怕是把这种激情转变为实际行动，譬如说我们不该遗忘灾祸的教训，也不能忘却受灾的人民，那我们就应该投入到预防灾祸的工作中，警惕遗忘的工作中，持续救助灾民的工作中，在做事情的时候，才能真正做到“不遗忘”。

 

至于具体的做法，才正是需要大家动用心力和脑力，并且团结起来实施的。

 

 

针对许知远的文章

诸位，这篇文章我又看了一遍。

 先打个恶俗的比喻，假如一个人被蛇咬了，我们赶到现场，是要赶紧包扎伤口，控制毒素，送往最近的医院，还是埋怨这个地方为什么有蛇，为什么不提前准备点金创药？

我还是要问一句：许知远的文章有用吗？

如果说，他的有用是因为他的冷静，那么我要问一句他冷静吗？

 通篇文章，除了一些史实的罗列和对当局，对现状暧昧的批判之外（而我倾向于认为这些元素的增加只是为了填补文章的结构），唯一提出的一个建设性意见只是：我们不应该遗忘。

这句话固然不错，然而此时说这样的话有用吗？克服“遗忘”又是此时写一篇文章就可以解决的吗？ 

说到头来，这么一个“不能遗忘”的呼声不就是一声抒情？

在热血青年们为灾区揪心揪肝，说下一些“政治正确”、“道德崇高”的豪言壮语的抒情面前，这样的抒情就更“冷静”了？

 在灾难还没有过去，灾区依旧需援手的时候，这样一声抒情是必要的吗？是理智的吗？是道德的吗？是冷静的吗？

 难道在灾难迫近的时候，冷静的态度不是团结一致，有效组织，绝对投入，心无杂念，长远规划吗？

 
在群声鼎沸，抵制家乐福的时候，冷静的反思值得倾听，然而，现在是什么时候？

 好，我们需要反思，但请告诉我他到底让你反思到了什么，除了让你觉得“心有戚戚焉”，让你在群情激愤的主流话语中找到了一个透气的出口。

 

 再看看文章，主观臆断比比皆是，中国的官僚机构是由于应付水患而形成，这样基本上相当于扯淡的话就不说了。

 

“……我记得4个月前的雪灾，人们表现出一种同样强烈的悲情感。但是在悲情之后呢？那些被唤出的同情心、关爱与责任，没有转化成一种持续的建设性力量，那种空前的社会团结与公共热忱，也没有转变成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庆祝的声音压倒了所有反省的可能。” 
 

呵呵，这样的结论是怎样得出来的？调查过吗？取证过吗？在四个月的时间内，我倒是要问问作者怎样来衡量这种“建设性”力量，怎样得到这样一个判断？

又比如下面这句：

“我理解年轻人的热血。我甚至开始怀疑，是否我的血已经变冷了。我内心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道德困境。当事情出现时，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却没有想到前往第一线；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也没有对此表现出强烈的情感冲动。甚至偶尔，我还会有点怀疑人们立刻表现出的“众志成城”的决心，或是那种“爱心”。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太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太善于重复那些“政治正确”的话、太容易被自己感动……”

他怀疑了一下，然后就通过这样的怀疑把自己的道德困境给“超越”了？许知远的文章写得很好，我觉得除了有点自恋之外，他是很不错的。然而，鲁迅在批判国民性的同时，时时不忘对自己进行反思，以文笔做投枪，也做匕首，挖去自身的暗疮。而在许知远这篇文章身上，除了看到一种“独立”思考的勇气和态度之外，从识见和精神上，我们还能看到别的吗？是否因为“独立”，就能接受大是大非上的糊涂？

恶毒一点说，我甚至认为许多“独立”思考是“专栏作家”们在编辑的催促，创新的冲动，“发出不一样声音”的自我感召，这三重压力下的产物。

   然后，许知远通过怀疑，就把人们的情感冲动盖棺定论了？可是，此时如果人民还没有情感冲动，这个国家还能有什么希望？

  成龙，韩寒跑去灾区了，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在作秀，但我们需要这样的作秀，行动本身往往比评论更重要。大家经常会对自己的国家，会对自己的国民产生失望，但为什么从来就没想到过从改造自己做起呢？“文人清谈误国”这六个字，我想大家作为读书人时时都要谨记。

 
   我们现在除了捐款献血之外，对灾区帮不了什么忙，但是，与其就陷入这种空洞的反思（他只是你固有观念的自我循环和自我强化），为什么不想想怎么帮助那些留下来的灾民呢？现在就策划起来，组织起来。而这显然不是朝夕之事，如果我们已经开始做事了，投入了，并且长期投入，我们又怎会“遗忘”？

另外，关于民族主义的问题，警惕民族主义被煽动的忧患是值得钦佩的，也是必要的，但不要老拿希特勒和nazi给我举例子，你既然这么看重历史，为什么不真正用“历史”的眼光分析一下现在的局势和当时的形势，现在和当时有多少可参照性？德国和中国，德国人和中国人又有多少可比性。分析好了，再来告诉我们，要不就别动不动地来吓人了，有时候我真的感觉您是在炫耀您的历史知识。

  

关于家乐福的问题，我本来也没想好，也不想表态，反正老子除了家乐福之外，还有别的选择，哈哈。我没想好是怵于自己对经济学也不了解，没法进行一个严密的推导，另外，抱着“以牙还牙”的朴素想法，觉得这样一来法国人也要抵制我们吧，这有违市场原则啊，冤冤相报何时了？但是我又想抵制肯定不是一个长久之计，然而它却是一个将人民的愤怒和爱国心表达出来的符号化方式，或者说仪式，跟游行差不多，反正没去大使馆（人民的策略nb吧？理智吧？），精神分析里叫什么来着，升华？而这就是它的意义所在。

那事态会不会进一步发展呢，就像大多数清醒之士轻蔑的反问的那样：那美国反对我们呢？是不是也要抵制沃尔玛？德国呢？英国呢……抵制得完吗？等等。我觉得不会，人民其实都聪明着呢，我想有不少人抵制家乐福那么底气十足，原因跟我差不多，反正还有别的选择嘛，可抵可不抵，那不如一抵。人民也深深懂得了市场逻辑和杀鸡儆猴的道理：第一，商人都是唯利益驱使的，沃尔玛的老板现在不知有多高兴呢，他怎么会让到嘴的肥肉跑掉；第二，即使真的发生了点什么，人民永远会去抓主要矛盾，反正你家乐福最猖狂，先搞定了你，别的以后再收拾。我们就先搞你家乐福一个，你就认栽吧。

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而且这个想法谢绝讨论，谢谢。

  

曾几何时，我还专门找过盘古的《奥ni妈的运》听，但是现在，我要坚决而丧心病狂的喊道：奥我们的运，奥老子的运，老子就是要奥运，王朔兰花指一指：你管得着吗？

 

 

 

我主要针对一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第一，外国人的抗议针对的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而政府只是一个国家机关，不代表中国；第二，觉得国家强大和尊严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因此国人用不着觉得被伤害了，也用不着愤怒。还有人说，我不想国家太强大(当然，也绝不会想要太弱小，唔，好像国家要不强不弱才刚刚好，这个不强不弱的标准在哪里？中国现在不是正好不强不弱么？)。

 

针对第一个问题，有人还举了个例子，当初印尼华人遭迫害时，他是真的心痛，因为自己的同胞受害了，而这次事件，他却觉得性质不一样，因此没啥感觉。到底是不是这样呢？***，顾名思义就是要求西***立，西方打出“***”这个旗号，就已经不止是要求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再透明一点，再公开一点，再温和一点那么简单了，而是在要求中国分裂。别跟我说这只是一种向政府施压的手段，施压的目的是什么？跟达赖对话，谈什么？有什么好谈？西藏部分自制，把达赖请回西藏？然后事情就搞定了，缓和了？主权问题不容谈判，这个口子一开，我们怎么给其他的分裂势力一个交代？先别提政府，此时的中国人能接受哪一种让步？

如果破坏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还不是损害该国的利益，还不是对这个国家的凌辱和侵略的话，那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能算了。从道义和法律上说，公民有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义务；从不那么高尚的角度来说，维护领土完整就是保护个人利益。西藏的地理和战略位置对于中国国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这块屏障被分割出去，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一旦外敌入侵，死伤的同胞难道会比当年在印尼被迫害的少？

这时候，就会有一部分“世界公民”站出来说，但是这样公平么？藏人有争取独立的权利啊！天赋人权啊！我们这样是不是太自私了一点？是的，天赋人权，台湾人也有独立的权利啊！新疆人也有啊，河南人也有啊，云南人也有啊，上海人也有啊，上海虹口区的人民也有独立的权利啊！别跟我说西藏的历史和情况不一样，既然天赋人权，历史又有什么关系？

这个时候，我们善良的世界公民陷入了沉思和沮丧之中，他们是有独立的权利啊，可是我不希望世界是这样子的，这样一来，世界不就乱套了么，国将不国了么？世界公民发现他没办法思考了，大家都有道理，大家又都没道理，这样也应该，那样也应该，但又好像都不应该，世界公民不想玩了。归根结底在于他丧失了考虑问题的基本前提——立场，他既要做中国人，又要做世界公民，于是立场混乱了，滑塌了，不知道什么是错是对了。

难道就不可以既做中国人，又做世界公民么？世界一家亲，我爱地球村！恕鄙人阅历尚浅，活到现在，“世界公民”这种东西不止没有遇见过，连在电视上都没看到过。只听说过“美国的世界公民”、“法国的世界公民”、“德国的世界公民”……我想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遇到一个“世界公民”的话，那他应该诞生在一个叫做“世界”的国家吧。世界如果已经走向大同，又怎会有国家存在？国家作为历史发展不可逾越的产物，代表的就是一个群体的利益。国家与国家间的交往就只可能是利益之间的交易，国家之间的交往无法置换成个人之间的交往，“睦邻友好”、“一衣带水”这都只是美好的外交词汇，还真以为美国和英国是哥们，德国和法国感情深呢？

既然是利益关系，其交往的基点就是利益双方的资源优势和强弱对比，不可能奢望有什么永恒公正的普世道义，如果你说这种普世价值指的是利益之间的协调和最优化配置（但这种协调不会一劳永逸，既然不一劳永逸，又谈得上什么“普世”？），也即“双赢”的话，那我也认了，但此时再提什么超越利益之外的公平和平等就可笑了。因此，“世界公民”们以为自己站在了一个绝对中立的位置上，既不偏袒西方，也不偏袒东方，既不任人唯亲，也不吃里扒外，他们占据了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最公正的最强大的立场，实际上是站在一个就要化了的冰淇淋上。

因此，同志们，现实一点，找准你的立场，别脚还没站稳，就想飞了。而这个立场，除了你的祖国，还有别的选择么？为什么？因为你出生在这片土地，如果要真说有什么天赋的东西的话，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不打折扣的，几近于一种本能。它就是你天生的荣耀和悲哀，你应该为它而感到自豪和焦虑，为它的繁荣和幸福而努力。这本来是不用说的东西，但是由于善良的人们对世界的判断完全失准，过于轻信“普世价值”，此外，还有一部分人执着于“国家”和“政府”之间的区别，生怕一不小心就沦为政府工具，其实没那么复杂，在涉及主权和国防等国家利益的时候，大家就会保持必要的一致。当有外界势力损害到本国利益的时候，就要一致对外，所谓安内必先攘外。

   这就是应该有的立场，站在爱国的立场上，面对***，除了坚决反对之外，请问还可能有第二种态度吗？一个爱国的人有可能经过认真地独立思考，查资料，翻字典，最后得出结论说：西藏应该独立么？答案是有可能。那就是我们上面说到的世界公民幻想者，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人背负了“汉奸”的恶名，但我认为他们与“汉奸”还是有着重要区别的，汉奸是有意识的背叛祖国，为了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而世界幻想者的问题只在于幻想，对美好世界的来临估计得太早，不肯承认现实的“残酷性”，立场不明，最终成了一个孤独、矛盾而又痛苦的“独立”思考者。这样的人我认为值得同情，更需要唤醒。

立场明确，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当说做人不能太CNN时，不要跟我说难道CCTV就很厚道么？安内必先攘外，别人对我们的污蔑是进攻，而内部问题留在内部解决，国内的所有问题我们都应该反思，但这不能就成其为替别人的进攻辩解的理由。你仔细想想，此时你站在哪边呢？也不要跟我说，为什么老提CNN，不提一下那些没有报假新闻的外国媒体呢？你应该反问，为什么支持***的人就不听听那些不支持***的藏族同胞的意见呢？你更不会觉得西藏有独立的权利，而是觉得他是母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它是“中国的西藏”，“中国的西藏”从中国独立就是不合理，不合法。基于中国人的立场，“独立”就不应该是在考虑西藏问题时会出现的字眼，而是应该考虑如何处理好西藏问题？反思政府，反思个人，我们是否对藏族同胞的理解和关怀还远远不够？我们应该怎样做得更好？

至于如何爱国，在这场爱国运动中具体应该采取什么策略，那是另一个问题。我只能说愤怒从来都不是一种正面的情绪，它不会让你强大，也不会让你清醒，但是正因为它是一种情绪，你对其又无可指责（克制总是愤怒之后的事，当然愤怒的表达方式可以商榷），这是它的合法性根据。我们与西方普通民众的隔阂和裂痕已经形成，不可能奢望在短期内愈合，再说，隔阂本来就有，否则这样的事也不会发生。事件永远只是导火索，背后的原因才值得我们深思。不要为中国会被孤立而叹息，因为中国从来就是被孤立的，意识形态的差异且不用说，利益上的冲突更是无法规避。而此时，国家强大的意义不就不言而喻了吗？国家强大或许不是人民尊严的充要条件，但却是国家一切利益的保障，尤其当你是一个天生的大国（这点很重要，所以就不要再拿“瑞士”之类的“小”而“富”的国家来做反例了），而又被别国视为异类和威胁的时候。那是不是我们不异类了，它们就会对我们友好和温柔一点呢？如果你这样想，这篇文章算我没写。

再提一下尊严问题，在不承认有什么“普世价值”的前提下，尊严简单来说，只有两种：第一种是别人看得起你，第二种是你自己看得起自己。当利益的协调有赖于强弱对比，而不是什么永恒公道的时候，强者在弱者面前就是更占便宜，就是觉得自己更有尊严（当然弱者自己不一定这么觉得）。当你连自己的利益和安危都不能保障，当你还没有足以强大到与别人平等对话，“费尔泼赖”的时候，当你只被看作一个在没有人权的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人”的时候，很难说你得到了第一种尊严，而此时，如果你说你感觉到了第二种尊严，那要警惕阿Q附体。

于是，这次事件的意义不是全都彰显了吗？年轻人从切身体验和情感中，而不是教科书上真正明白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强国才是关键，国强才有尊严。与此同时这反映出我们还不够强，我们的国家需要更强。而这不是靠哪位外国老大哥的支持就能做到的，这依赖于每个公民的努力，每个人都有责任为其做贡献。

爱国曾经沦为一个空洞的口号，一种惹人反感的意识形态负担，现在它的意义全部恢复了，“为祖国作贡献”不肉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也不过时，相反，既然把红心挂在MSN上，既然如此奋勇的抵制家乐福，到真正在自己的行动和劳动中，在时间的考验中，却认为爱国依旧是高高挂起的事，那才是真的虚伪和可怜。吆喝一声，发泄一下，大家相互壮胆一下，狂欢一下就完啦？洗洗睡啦？

为何当年那些在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环境里浸淫多年的邓稼先、钱学森等前辈要毅然选择回来建设祖国？此时不是一目了然了么？也正是现在国家的强大，给了人更多选择的空间，现如今，当你学成时，你有不回国的自由和正当性理由（我相信在国外同样能为祖国贡献，有时甚至贡献还更大）。不过如果在考虑这个问题时，除了个人发展的考量之外，哪怕还能偶尔想到“祖国”两个字，恐怕都是在这次事件教育下的巨大进步。

愤怒是无用的，抵制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是这种日益衰退的爱国和报国之心，没有这一次事件的激励又怎可能高度复苏？这不就是这次事件的意义所在吗？每个人多从现实国情的视野上看问题，从国家的立场上想问题，抛却个人情绪和牢骚，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将小我的奋斗与大我的振兴融为一体，个人不再蝇营狗苟，民族精神也不再萎靡浮躁。

这时，有人又会问，我奋斗有什么用呢？不是又沦为政府的工具了么？不是又为掌权者干活了么？我只能说，如果真的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你实在不认同政府，如果你有充分的根据（而不是以偏概全）说明现任政府不止不维护，甚至还损害着国家利益，人民的福祉，国家气运已尽，江河生灵涂炭，人民民不聊生（物质因素永远是第一位），那就别在那儿发牢骚了，做点实在的事情，别小打小闹，叽叽歪歪，为了你的祖国，干笔大的。但是千万不要丧失了立场，又做你的世界公民梦去了。而既然老是让我分清国家和政府的区别，那么在国家利益面前，您就别再意气用事了，国共都还能二次合作呢，仔细想想，到底是我没分清，还是你没分清？是我没愤青，还是你没愤青？

而如果你对政府不完全认同，觉得它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依旧觉得在这个国家尚且可以“苟活”，虽然问题不断，但总还不至于那么糟糕，你能客观地看到它的渐进发展，这个国家尚有进步的可能的话，那这进步就少不了你的一分心力。这不是什么口号，而是基本的道理，就跟你总要贴补家用一样。

可是，这通篇文章至始至终都弥漫着利益，利益，难道世界真的就是弱肉强食，鱼死网破这么残酷吗？难道利己主义永远是王道么？爱国说得那么光冕堂皇，到头来还不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就真的没有普世价值吗？很不幸，就现阶段来看，确实是这样，既然历史让世界版图以国家的形式分割，既然国家是利益的主体，我们就只能以与此相配的思维和方法来处理现实问题，任何超越都是幻想。而且还可能沦为强者的帮凶，因为你要求弱者和强者一起“费尔泼赖”。

但也正因为世界现下之不完美，美好世界才值得我们追求。美好的世界是什么？物质高度繁荣，即而精神高度发达。利益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物质的缺乏，因而发展物质才是王道，企图用精神根本解决利益问题是不可能的，它就沦为了虚幻的“普世价值”。而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面前，人们不再会记起普世价值，因为正是世界之不完美，人们才去幻想“普世”。比起美丽之新世界，所有“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都算不了什么。

至于这个美好世界到底存不存在，已不是一个可以争论问题，“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它基于我们的想象，但不是幻想。想象是在现在思考一个将来美好的图景，而幻想则是以为这个将来美好的图景就在眼前，例如“普世价值”，这就是二者的区别。更准确地说，它是一个理想，理想是我们一切动力的源泉，也是一切道德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爱国情感与普世道德结合在了一起，每个人都应该为祖国强大而努力，而这同时就是为全人类的解放尽了一份力，因为，无论多少坎坷风波和多少不如人意，中国依旧作为最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孤独而顽强地屹立在世界地图上。

 

 

    影片快结束时，有一幅美好的画面：阳光明媚的早晨，一个中年男人拿着一根长竹竿，朝镜头前走过来，我没看到那根竹竿的尖部，它或许是一个捕蝶器，也或许什么也没有，就是用来掏掏落叶，或者支撑一下葡萄架什么的。这个小区绿化得不错，此时叽叽喳喳的鸟叫声不断，男人走到镜头的最前面，又转个弯，偏出了镜头，于是镜头前只剩他手执的那根竹竿的尾部。不一会儿，他又回来了，往后走到一个屋子前面，朝里面望去。从透明的玻璃墙壁上看进去，可以看到一个年轻的长发的金发男人合衣睡在地板上。这样宁静美好的清晨，伴着鸟叫声，阳光从玻璃窗外射进来，躺在自家地板上睡觉，真是很惬意的一件事情啊！外面的中年人望了好一会，而里面的人睡得很香。大概是在那个中年人转身之后吧，屋子里的金发男子脱下身上的所有衣物，沐浴着阳光，转身慢慢爬上了也蒙着一层光晕的楼梯，而他的躯体还躺在下面。

 

多米诺骨牌毕竟不是钢琴琴键，最后一张骨牌倒下的时候，既不能算戛然而止，也谈不上空谷余音。正午三四点左右，小区的老人还没有出来散步，孩子们还没放学，富贵的闲人们还没有出来遛宠物，他的尸体得以在草坪上以一个舒服的姿势，与自己安静地独处了半个小时。

如果房间里镶满了瓷砖，那它们彼此之间重叠的反光，至少会给那些仅凭图像记忆事件的人造成一种迷幻感，使他的死稍微显得扑朔迷离一些。然而这里铺的全是水泥地板，还不到严冬，水泥还不够坚硬冰冷，无法为他的死贡献一点肃穆冷峻的雕塑感（窗子外面的梧桐倒是开始落叶了）。他像本敞开的书一样，倒铺在草坪上（人们到来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门没有反锁，还微微开了一条缝，好像他的主人刚刚去楼下倒垃圾或者买烟，马上就会回来，他的手机放在枕头边上，已经调成振动，未接来电使它一点一点移动，制造出这房间里唯一的动静。低沉急促的振动声拉开了葬礼的序幕。

前来吊唁的人大多是他的同事和学术圈的朋友，他们以一封结构完整、措辞恰当的书信般的格式来寄托哀思，哀悼的同时更多人在反省自己。他的遗照是一张在旅途中所拍的照片，他骑在骆驼背上，面朝阳光，显得很有精神，人们这才开始留意他的相貌，好像第一次见到一样。他这时候变得比活着的时候更鲜活了，人们各自关于他的记忆开始蠕动起来，慢慢爬到有颜色的区域，又慢慢爬到有声音的区域……

而在平时，他所代表的只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由他的职称，他的经历，更多是由他论文中的观点组成，人们提到他，在头脑里短暂地闪过他的影像之后，就把他的名字变成了以上那些具体的东西。就像对于没亲自来参加这场葬礼的人和那些与他不相熟的人一样，他的死只不过是用一个概念取代另一个概念，像在文档里把一个词替换成另一个词那么简单。

但这一切已经与他无关了，每个人都注定要成为被别人捕猎的概念，无论身前还是身后。而当人们把他慢慢合上的时候，他或许正在另一个地方微笑、歌唱、拍摄周边的景色……他和更多的人心无杂念地聚在了一起。愿他安息。

 

《色·戒》的大火让胡兰成再度沾上了张爱玲的光，与之相比，另一个在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沈从文，却颇受冷落，近日重读胡沈二人著作，再度惊叹于两人才气之高，因是同时阅读，不免就在二者之间作了些比照。

这两个才子，一个在江南，一个在湘西，才华之下，风格和品格却大相径庭。譬如他们的回忆录，《今生今世》的副标题是‘我的情感历程’，作者就用酣畅的文笔在他那些风流滥帐上做文章；而沈从文则朴实得多，记录的都是自己的成长历程，着力点在于刻画家乡风情。胡兰成是情路历程的独白，沈从文是湘西风物的旁白。文笔上，胡兰成的古典文学底子很厚，行文近于半文半白，形容词更是用得出神入化。而沈从文的更近于白话文，朴素自然，也更典雅，调子与湘西大地的质朴气息恰好一致。胡兰成是浮世彩绘，沈从文是点绛山水。

姿态上，胡兰成是啁啾的黄鹂，沈从文是翱翔的青鸟。胡黄鹂与人世更为亲近，才情难以抑制，又不脱旧式才子炫耀才学之习癖，每有所得便诉诸笔墨，故选择了散文这种切近、随意、即时的文体；沈青鸟则视野高阔，俯瞰湘西大地，个性更加沉静幽深，喜将生活素材加工成完整的艺术机体，故以小说闻名于世。精神气质上，胡兰成自称“我不但对于故乡是荡子，对于岁月亦是荡子”，一个荡子，把其人的浪荡、薄幸、悲凉都说尽了；沈从文则是游子，所谓“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死后葬于凤凰的听涛山下，沱江水边，而早他七年过世的胡兰成其时尸骨已经化在了日本。

作为当时的名人，这两人想必都是知道彼此的，但道不同不相为谋，似无交往。沈从文长胡兰成四岁，1926年沈出版第一本创作集《鸭子》时，胡兰成还正在杭州邮政局当邮务生，同年九月进燕京大学副校长室抄写文书一年，并旁听燕大课程，这个乡野少年得到了渴慕已久的知识滋养。自学成才，在这一点上沈胡二人倒是颇为相近，这在民国那一堆或有家学渊源或有留学背景的才子中间，显得颇为异类。

六年之后，胡兰成凭掌中之笔一跃而为汪伪政府宣传次长，自诩“和平运动时位居第五”，而此时的沈从文正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任教，在群星荟萃的联大颇受轻视，同事庄子研究专家刘文典称：陈寅恪是值400元月薪的教授，他自己值40块，朱自清值4块，而沈从文只值4毛！想来胡兰成的大名，穷教师沈从文不会不曾听过。

但沈从文未必因此就看得起胡兰成，人格上的唾弃自不待言，文风上的鄙夷恐怕更不可免。沈从文在1934年曾发表《论海派》一文，对“海派”中将“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的“投机取巧”和 “见风使舵”做了辛辣的讽刺。胡兰成其时虽还远在广西教中学，但其后却与“海派”颇有渊源。沈文发表之后，激起了著名的“京派”“海派”之争，首先起来反驳的是上海文人苏汶(杜衡)，而这个杜衡，正是胡兰成1938年任《南华日报》总主笔时的邻居。同时期的邻居里还有穆时英，胡任《中华日报》主笔时，穆是该报的编辑，穆进入汪伪政府由胡所推介。

我们可以看看沈从文对穆时英的评价，他说穆时英的大部分作品和废名后期的作品，“若言邪僻，则二而一。”提到废名，他是胡兰成很欣赏的人，虽说废名无意与其交好，但胡兰成的散文与周作人、废名一脉的相投之处却早有人指出，我们来看看沈从文其时对废名的评价：“这趣味将使中国散文发展到较新情形中，却离了‘朴素的美’越远……”沈从文认为“趣味”使得废名的作品“不端庄、不严肃”，这些评价对于胡兰成，大抵也相宜。

所以，胡在沈眼中恐怕也只是个“玩票白相”的文人。当然，沈对“海派”的评价出自个人的美学理想，不可视为真理，文字上沈从文的清嘉典雅，胡兰成的艳乍浮华各有味道，难以比较。就人而论，胡兰成更像个“才子”，不仅有才，而且风流，相比之下，沈从文除了与丁玲的小绯闻和与张兆和的师生恋外，感情生活算是乏善可陈了。如果一定要给二者评个高下的话，《鹿鼎记》中陈圆圆夸韦小宝时说得好：“诗词文章做得好，不过是小才子。有见识、有担当，方是大才子”，孰大孰小，看官明鉴。

 

     昨晚回来，在便利店门口和水果摊旁边，看到一家三口，丈夫把他们的小孩抱在肩上，妻子故意躲在后面佯装要离去的样子逗小孩，小孩伸出双手，着急而撒娇地不停叫妈妈，生怕妈妈消失了，那模样真是柔嫩可人。这就想起了我侄女，其实平时也在想，披头士唱道：当我倒霉郁闷的时候，圣母玛丽亚就过来对我低语：算球，随它去吧。我们没什么宗教传统，我在低潮的时候，会在头脑里回忆我侄女在一岁之前的神秘笑容，不知不觉心也就平滑柔软起来了。我感受力不错，但不算感性，喜欢华丽的修辞，又怕被贴上矫情的标签，但是面对我们家qiqi，我可以毫不犹豫地献上最矫情最肉麻的话语，连王朔这样的痞子都说了嘛，只有面对自己的女儿时，才知道什么叫揪心之爱、什么叫无私之爱、什么叫真爱。 她是个天使，这样的修辞对真人我只打算用三次，如果以后我的孩子也是个女儿，那么追加一个名额，如果是对双胞胎，加两个，如果三胞胎或三胞胎以上，则取消，直接在门前贴张红纸：和谐社区，天使之家。

     最近我哥嫂都很少上网，没法看到侄女的新照片，打电话回去她架子又很大，说不上几句话就跑走玩儿去了。几个星期前，好不容易说了五句以上，第六句我问她：你跟谁一起玩啊？她说：海燕孃孃。说罢，又跑走了。我问我妈：海燕是谁啊？我妈说：她舅舅（注：我是叔叔）新交的女朋友，最近很喜欢来领她。又过了一个星期，我从我妈那里听说，这位海燕阿姨十一月份就要和我侄女的舅舅奉子成婚了，这叫什么事儿啊？

     叔本华说两个怀有爱欲的男女在萌生爱意的第一秒时，一个新个体就已经蠢蠢欲动了，两个人的爱欲实际上也就是那个新个体的生存意欲。叔本华之所以对爱欲如此重视，正是因它的终极目的是延续种属、繁衍后代。而欲望是永无止尽的，诞生一个新的人，也就意味着延续了一截欲望，即而周而复始、循环不息，欲望却永远无法满足，因此人生必然是痛苦的。这样情侣之间的结合就成为一种悲剧英雄般的举动，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痛苦之中，向死而生。

    唉，我总算为我侄女的舅舅和海燕阿姨的结合找到了一些合法性依据，如果我在家，说不定还真会拿这番话宽慰他老爹。而说到种族保存，那自然要追溯到遥远的第一对祖先对上眼的那一刻，因此我小侄女就是目前为止这个种族序列的尽头，她直接与先祖在时间的两极上遥遥相望，对她的宠爱也就是对祖先的尊敬，她流淌着家里每个人的血液，爱她也是自爱。

     我更有切身的体会，小时候我们一家四口人，我和我哥差三岁，要带大两个年龄相差不大的男孩，难度可想而知。这个家就这样在喧哗声中陪着我们一起成长，忽然有一天，我们真的长大了，象悬在太阳底下的两株杉树，我爸妈抬头一看，发现再也够不到我们了，高处的阳光刺得他们眼睛酸楚。在他们眼里，我们越来越沉默高远，而他们也象两株老树般一天比一天低下去，相隔越来越远，这个家变得寂静。直到有一天，一个孩子的哇哇哭声打破了这寂静，又恢复了家庭原有的喧嚣。这个小精灵，它是由在这个家里积淀了无数年的尘埃，花坛里终年飘逸的花香，我们哥俩儿时在梅树前追逐嬉戏的欢声笑语，每年春节的鞭炮声、祷告声、经久不息的香火和粲然而逝的烟花混在一起塑造成的形体。她就这么来了，融进使她诞生的这一切当中，她在卧室上玩娃娃，那里放着她爸爸儿时玩的小钢琴，她在庭院地板上溜小火车，牵着小绒毛鸭子走路，她在花坛上玩沙子，一会钻进兰花丛里，一会躲进桂花树后，她还那么小，花叶可以把她整个儿遮住。

 

      有人说读完库切的《福》这本小说，不用阅读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哈贝马斯、萨伊德、杰姆逊等人的作品，也会对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潮有深刻了解。我倒是觉得应该反过来说，读过这些个思想家的著作后，再看《福》会有比较到位的把握。比起同样身为大学教授的纳博科夫和戴维•洛奇等人，库切这本小说写得更加学者味十足，这就是传说中写给小说家的小说。

       互文性无疑是当前文论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同时也是一些当代小说家所热衷的创作方法，法国人萨莫瓦约说互文就是文本间的尴尬回忆，假如你把奥威尔名作《1984》中的“老大哥”记成了“带头大哥”，这就算一种互文。之于这本小说，“福”并不是那个倒贴在门前的“福”字，而指的是《鲁宾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而这本小说本身也是对《鲁宾逊漂流记》的一种不止尴尬，甚至是毁灭性的互文创作。

       它写的是一个女人因海难而流落到鲁宾逊生存的小岛，以及其后她与鲁宾逊、星期五、以及作者笛福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平等和奴役、自由和囚禁、真实和假相等对立的概念一直是库切关注的话题，而在这本小说中，他无疑通过几组交叉的人物关系把问题弄得更加繁复。这其中，笛福与“我”、鲁宾逊、星期五等人是作者和他笔下人物之间的关系；“我”、鲁宾逊、笛福与星期五是主仆关系，同时也是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我”与鲁宾逊、笛福、星期五之间是不同性别之间的关系；“我”与鲁宾逊有莫须有的“夫妻”关系，“我”与笛福也发生了性关系，而“我”与星期五，则有一些母子关系的影子。当然，这张关系网再纠结下去会更加复杂，而其中处处充斥着库切最关注的奴役与被奴役、控制与被控制，这张网基本上已经把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思潮一网打尽。

 

       库切是一位可敬的作家，首先体现在他对人性的高度关注和深刻洞察上，这使他迥异于许多当世著名小说家，在简单而快速的工业时代，人性也被打磨得更加轻快便携，以便不拖累生活前进的步伐，小说家们也将小说视为一门技艺，更多地追求在叙事技巧上的突破，对人性的探讨已不再具有如古典文学中那般显赫的地位。然而，或许是成长背景的影响，库切却还像个科学怪人般把眼镜对准已积满尘埃的显微镜，将人性放在不同的试管里淬炼，观察它的形态变化，这种堂吉珂德式的执着和守护令人敬佩。

 

         其次，库切是一个不断给自己制造写作难度的作家，虽然他所要探讨的话题就是那么几个，但是他的每部小说却都大相径庭，而且都象转动地球仪一样，显露出问题的不同明暗面，他在每一次写作中都试图突破。具体到《福》这本小说，在情节设计上，我的感觉是库切在不停地把小说人物和自己往绝路上逼，如果“我”到了孤岛之后，与鲁宾逊和星期五朝夕生活在一起，等待终老，或者最终被解救，这就会成为一部浪漫主义作品，或许还可以起个《一个女人与两个男人的孤岛生活》之类的香艳题目。可库切偏不这样写，他让鲁宾逊在即将回到大陆的时候患热病死了。如果“我”听从作者笛福的安排，将“我”的漂流记分成：女儿失踪、巴西寻女、小岛历险、女儿寻母、母女重逢这样五个部分，那么，这部小说就将成为一本传奇话本，名曰《千里走单骑》。可“我”偏不同意，“我”不愿意以牺牲真实为代价来吸引读者。于是，我们看到《福》这本小说里实际上有三个作者：“我”、笛福、库切，他们在不停地争执，不停地控制与反控制，将小说逼向绝境。

 

        小说的绝境便是小说无法收场，于是小说情节在某处戛然而止，续起的最后一章中，库切用一种与此前完全相异的诗意笔触，结合抒情与迷幻，用象征的手法将这场“叙事的冒险”做了个了结。对于这一手，我并不觉得突然，到叙述结束之处，库切所要表达的已经表达完了，他并不需要一个“Pefect Ending”，因为那除了循环思考之外，对表达并无增益，也与事实不符。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库切从来就是个“问题”大师，他只负责发现和展示问题，并不负责解决问题，这跟他所喜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截然不同。

 

        这种面对绝境时的冷漠，以及无力之中的弃绝，所谓的“在不可能性中思索不可能性”，本身已经构成一股后现代力量。只是最后一章如梦般的描写为它打上的那层暧昧的人道主义柔光，却又弱化了它的力道。  

 

   我的一个朋友酷爱诗歌，最近喜得贵子，为了将儿子培养成一个未来的诗人，他购置了许多介绍花卉的书籍和影碟，他说：如果一个诗人不知道五百种以上植物的名字，那怎么还能称作诗人？就某种角度而言，我是支持他这个理论的，在圣经里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他正是通过为万物命名来创世纪的，传说中，精通魔法的首要条件就是知道万物的名字，因为只有知道一件事物的真名，你才能真正控制它。魔法师于是让桌子走路，因为桌子的真名可能是马；让马儿飞翔，因为马儿的真名可能是蝴蝶；让蝴蝶流泪，因为蝴蝶的真名可能是泉水。

    我也喜欢读诗，我相信一首好的诗歌一定主要是由名词组成，而不是虚幻软弱的形容词，“野渡无人舟自横”、“清泉石上流”、“古道、西风、瘦马”之所以会为人千古称颂，就是因为它们用这些几千年都没有变过的名词，将一个几千年以前瘦削俊朗的诗人在一个转身的时间内感受到的诗意传递到了我们面前。比起古诗，我读得更多的是外国诗，许多外国诗先不论构思和意境，单单是看它的用词就让人觉得诗味浓郁，生起一股“生活在别处”的梦幻感。

    还是拿诗里面花朵的名字举例吧，红玫瑰、野蔷薇是最常见的，我是读了这些诗之后，才发觉小时候家里花坛上插的那些带刺的植物，那些花朵可以酿成酱用来做汤圆馅儿的植物就是蔷薇。除此之外，我还从诗里学到许多花的名字，比如合欢花、矢车菊、金雀花、鹫尾花、野百合、紫罗兰、曼陀罗花、三色堇、忍冬等等，这些花的名字都很好，有着悠远的音调和美好的寓意，所以每当在诗歌中看见它们就会想象这是一种怎么样的花呢？想又想不出具体的模样，但它们却越发神秘美丽了，心底传来一股股沁人心脾的花香。到后来知道，三色堇这种听起来明快活泼、象征爱情和青春的名花竟然就是楚留香的老搭档——蝴蝶花，又名鬼脸花，不免有些哭笑不得。再听说印象中一直隐忍并且苍白的“忍冬”，竟然就是经常会拿来泡茶喝的“金银花”，就有一点受骗的感觉了，我的朋友写过一句诗：“我为情人准备了一些忍冬”，读起来的感觉很好，含蓄优雅，深情款款，但身为文学青年的他估计也搞不清忍冬是什么，如果真有那个男生专门给女友送金银花，那也太另类了一点吧？

    与此相反的例子是，“紫茎泽兰”这个仿佛出自金庸笔下，能够解江湖百毒的仙草的名字，谁能想到就是大名鼎鼎的“解放草”？它还有绰号叫“飞机草”、“赫鲁晓夫草”和“墨西哥魔鬼草”。所以搞到后来，我就不再去仔细考究这些花儿优美的名字背面到底长的是怎样一副躯壳了。“三色堇”对于我依旧青春热烈，“忍冬”则仍然隐忍含蓄，就像读了那么多小说，里面许多人物名字所代表的形象已经固定不变了，即使后面看到过翻拍的电影电视，有的甚至还有许多版本，也移动不了初读书时心中树立的那个微漠的形象。

    小说中人物的名字当然是极为重要的，它对构造人物性格关系重大，比如林黛玉，黛色和璞玉的搭配极力显示其含蓄脱尘，天然美质；王熙凤，熙来攘往的浮世，她却是人中之凤；到潘金莲，珠光宝气，饱满艳丽，却算不上雍容华贵，雍容华贵那是“薛宝钗”、“贾元春”。可以想见，如果将“林黛玉”所代表的人的名字换成“潘金莲”，甚或孙二娘、金三顺，那么，红楼梦整个就毁掉了。相比之下，日本小说中人物的名字要简单一些，叫直子、叶子、聪子或者绿子，我经常会将她们与小说对错号，而且印象中日本的女人很类型化，不知是不是跟这些名字有点关系。

    对于西方小说，我所看见当然都是译名，但这译名同样也被一个个人物的形象和灵魂所充溢，所以它也成了一个意象。我一秒钟之内能够想起来的三个男人的名字是：冉阿让、柯西莫和拉斯柯尔尼科夫。冉阿让出自雨果的《悲惨世界》，我对它印象深刻是因为这个发音实在绕口，挺和南方人过不去的，而且这个名字被翻译得很中国化，好像是个清朝末年绍兴某农村赋闲的长工的名字，当然，这是因为我由阿让想到了阿Q；第二个是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里那位一辈子在树上窜来窜去的男爵，我自己也很奇怪为什么将这个名字记得这么清楚，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名字太没有特点、太难以联想才记得更牢吧，看完那本书，我就经常会不直觉的将姓“柯”的人和爬树联系起来。拉斯柯尔尼科夫，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里那个阴郁深沉的男主角，记住他是因为这名字太长，我硬背下来的，这音调磕磕碰碰的名字似乎正适合那个内心矛盾、思想深邃的人。我想大多数人应该都和我有同感，记俄国人的名字实在太麻烦了，它长得就像一条锁链，将读者的记忆能力牢牢捆住，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译名叫费尧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斯妥耶夫斯基，足足十七个字，有一段时间我就以记住俄国人的名字为荣。更为令人发指的是，俄国人称呼名字的方式很多，一会称名，一会道姓，一会又叫小名，看书的时候经常被绕得头脑糊涂，这也太分裂了。还是卡夫卡会为读者考虑，自己的名字好记，小说中人物的名字也好记，叫格里高尔，或者更简单叫“K”。

    与此相比，那些女主人公们的名字就丰盈多彩得多了，这跟翻译有关系，翻译家翻译的时候大都想把这些名字用汉语音译得富有女人味一些，因此女主人公的名字比起男性就变得更加悦耳美好了。我首先想到的是德瑞纳夫人，她是小说《红与黑》中的女主角，这个名字比起后面要提到的洛丽塔、绿蒂等显得很普通，很中性，很冷漠，只是一个用来表明身份的称呼，却不是她的原名，其实她的原名很可爱，叫露易丝。她是一个大家闺秀，从小在修道院长大，受过良好的教育，她象这个阶级的很多年轻女人一样，与一个比自己大许多岁但身份显赫的男人结婚，并有了可爱的孩子。如果没有遇到野心家于连，她将一如既往地过着自己平静而平淡的生活，是于连让她尝到了爱情的滋味，也使她深陷痛苦之中。《红与黑》最后一句是这样的：“在于连死后三天，德瑞纳夫人搂着自己的孩子,离开了人间。”结局很凄惨，但在我的印象中，德瑞纳夫人一直是那个恬静平和的德瑞纳夫人，而不是后来因为私情而身陷囹圄的可怜妇人。我相信在于连进入她生命之前的某个傍晚，她曾坐在自家花园里的香樟树下，看着远方的群山，感到过一丝淡淡的寂寞和悲伤，她不知道为什么会悲伤，“有一会儿功夫夕阳的余晖温情脉脉地照在她那红艳发光的脸上……然后光彩逐渐消逝，每一道光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她，就像孩子们在黄昏时刻离开一条愉快的街道那样”（《了不起的盖茨比》）。

    接下来是文学史上最华丽的一段关于姓名的描述：“洛丽塔，我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得由上腭向下轻点三下，到第三次再轻轻贴在牙齿上：洛——丽——塔。早晨，她是洛，平凡的洛，穿着一只短袜，挺直了四英尺十英寸长的身体。她是穿着宽松裤子的洛拉。在学校里，她是多莉。正式签名时，她是多洛蕾丝。可是在我的怀里，她永远是洛丽塔。”我每次读这段文字，都有一种要昏过去的感觉，纳博科夫太厉害了，其实她对洛丽塔的塑造在这全书的第一段中就已告完成，余下的整本小说只是使读者对这形象的感知调焦得更为准确罢了。

    能与洛丽塔相媲美的小姑娘恐怕只有另一位美国文学大师塞林格塑造的埃斯米了，她大概十三岁的样子，直直的带点浅灰色的金发齐着耳根，前额精致秀美，她的声音很美，是儿童唱诗班的领唱。这两个都是漂亮的小姑娘，但洛丽塔被纳博科夫称为小妖精，她长大后成为一个庸俗的女人，埃斯米却是一个和平天使，她善解人意，真诚而感人的信让在战争中近乎精神失常的战士看到了光亮。埃斯米，读起来象开司米，它是精纺过的细羊毛，一种温馨的面料，符合我对埃斯米的想象。米色，干净而且温暖，这就是这个纯真并且懂事的小姑娘给人的感觉。 

    还有，歌德笔下《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维特所暗恋的绿蒂，歌德恐怕万万想不到自己给人物起的这个名字，音译成中文却如此般配。少年维特的青春感伤投射到这个名字中看得见叶脉流动的女孩身上，这再合适不过了。给绿蒂一个夏天，让她更加碧绿，她就变成了夏绿蒂，夏绿蒂·勃朗特就是《简爱》的作者，“简爱”这也是一个浑然天成的名字，她是jane eyre的音译名，有这个名字她就必然是一个善良睿智、品位不凡、爱恨分明的女子，至于它后面被周杰伦变成“简单爱”、被张惠妹变成“剪爱”这又另当别论了。还有冬尼娅，俄罗斯人名字难记，这个女人的名字却很好听，一个“冬”字，既具有浓郁的俄罗斯风情，同时也与读者保持着一种冷距离，符合原著将冬尼娅视为另一阶级的定位。关于这个名字的想象，刘小枫在《记恋冬尼娅》中已说得够多，在此不再赘述。

    我数年前曾经给自己未来某小说的女主人公起了个名字，叫费拉米，费雯丽、普拉斯、埃斯米的三位合体，免得她在小说里太孤单。当时颇为自得，可有一天看电视，发现阿森纳有个身高七尺、虎背熊腰的后卫球员就叫费拉米，不禁一阵错愕，仰天长叹，就此挥别清纯少男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