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点45分

胡爱玲 作

刚工作的时候我很喜欢出差——并不是为了找一夜情，出差本身就是一夜情式的生活。

后来我老鸟起皱，渐失光泽，人到中年，逐渐反感起出差生涯来：恐飞厌睡，发展到现在，变得很讨厌坐出租车。

深圳的机场还没通地铁，没得选择。上星期得《新知客》的主编范致行推荐，知道从北京首都机场到市里，可以搭乘快轨。我一试之下，就喜欢上了这种交通方式，快捷，清新，廉价，宽敞。

昨天又去北京，我毫不犹豫定了一家东直门快轨站旁的酒店。这感觉太好了。再见，出租车！

今早要到京西拜访达人，一个小师弟介绍说，如今地铁已经直达母校东门西门了。我想试试，不过北京地铁够拥挤的吧？几年前，一位美女同事就在车厢里惨遭轻浮少年遗精春衫上。

倒不见得，自动售票机前空无一人，二号线，四号线，虽然不至于像深圳地铁一样随地大小坐，倒也宽敞有余。花两块钱，来到学校东门，探头看去，秋风正在校园里轻步躲藏，银杏满树金黄，高大的白杨包裹在一层薄薄的白雾里，教学楼上的爬墙植物已经枫红，防疫人员正在作甲流消毒，马路上冷冷清清，看不出是放假还是学期，大草坪倒是异常的绿，让人感觉反人性的一些什么东西。

草坪四周的石凳都被占了，占领的人一个个神情麻木，嘴中念念有词，说是学外语，倒更像学巫术。草坪上有十几个男女学生在拍照，看上去应该是同班同学，拍完照，就分成两个面团的样子，羞涩地交谈，打闹。有一个女学生，衣着不失朴素，但容貌身材明显出众一筹，在我看来，她显然成为这个羞涩的、凌乱的交谈体的模糊核心。那几个男同学，摄于她过高于平均的美丽，还踌躇地没有敢发动攻势。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阅历来知道，只要攻势一展开，就是百分之百的获胜几率。

我坐在凉薄又斑驳的台阶上，等待来接我的人，看着眼前这非常非生活化的一幕，想起我上大学那年这帮漂亮或踌躇的愚男蠢女不过才刚刚出生，面对青春，人生永远是一败涂地。长恨绵绵。

操吉他的冯小刚

德蕾斯

被早恋

   昨天我一早赶赴参加一个好几天来领我寝食难安的考试。一路顺风顺水，早到了半个多小时。考场是一个进修学校，面积不大，但绿化和布局都让人感觉不错。我身上背着一个包，手里还提着一个袋子，里面放着复习要用的书。忽想如厕，而身上这大包小包又势必让这件事变成另外一件令人坐立不安的事务。

     此地人生地不熟，我一咬牙，提着袋子摇摇摆摆钻进了洗手间。如你所遇到的，一开始确实没有空位。好在过不多久，就有人主动让贤，我也就名正言顺地开始坐庄。不过在外面等的几分钟内，我发现此卫生间虽不算豪华，但堪称清洁，有着一个国营务虚的进修学校应有的素质。

        到得入了厢房，我虽不觉豁然开朗，却觉得别有洞天。原来，我在的正是最靠边临窗的位置，窗户是开着的，这样使得我可以把包和袋子放在窗台上，原则上没有完全受污浊之气之熏染，而是与窗外的新鲜空气阴阳互补，内外交合。而窗外是一个后院，里面树叶阴翳、清风徐来，树的枝叶正好挡住了外面的视线。以致我反倒成一个躲在树木、季节和世界的背影后面的观察者。

       说来也令人伤感，在这个大城市，竟然往往要在这种地方才能有一些乱中取静之感，它复苏了我潜意识里养花玩狗的愿望。不过话说回来，厕上自古就是人类有文明以来寻找安闲和清净之地（参见拙作《唯美派厕所》），只不过我每天面对一个小楼所言的《猜火车》似的朋克马桶。除了偶尔可以顺带踩死几只蟑螂外，确实很难体悟出什么妙趣来。

           此刻，一面是清幽的进修学院后院，另一面是令人望而生畏的考场。二者之间的对比，让我更充分地拥抱窗外的绿色，人好像一个被涂得乱七八糟的错字，但却扑在了一张信纸上，纸上的字则像白鸟一样腾跃扑闪。

         出于社会公德和庸俗本能，我最终没有在那里把书看完。这样的地方也不知何时才能再遇见。

   81年华北大演习。对比不仅仅在于电影胶片和CCAV，还在于解说中热烈而又自然真挚的语调，以及那些刚毅英俊而又正直且善意的中国人面孔，与拿腔作调、外强中干的朗读和被摄像机刻意取材得棱角分明、油光满面的脸谱的对比。祖国母亲，被这一套搞得也挺累了吧，何不共饮庆功酒，千杯万盏也不醉。与这首《祝酒歌》比起来，那些单薄矫饰的赞歌又是多么虚伪。

      就是淫雨霏霏，像今天这种。

       这桩交易，不会妨碍蕨、 
　　松树和野菊的修辞。 
　　我只是好奇于 
　　白色蜂箱里带刺的宁静 
　　盲目，和保持完整的黑暗。 
　　向上垂直五十米——电视发射塔 
　　转换的图像，也不会 
　　出现鳞翅目的一闪。 

                         ——  陈舸 

马不停蹄的忧伤

作词:黄舒骏作曲:黄舒骏

我永远记得少年的时候

在薇薇家的后门

祈求一个永恒的约定

喔!令我心碎的记忆

她那凄迷的眼睛

温暖的小手轻柔的声音

怜悯着我的心意

说着她最后的话语

她说:远方的世界有着一位姑娘和美好前程等着你

可爱的男孩!吉普赛的我不值得你为我停留倾心

喔...不要哭泣

喔......我马不停蹄的忧伤

马不停蹄向远方奔去

喔......我马不停蹄的忧伤

马不停蹄我来到这里

我永远记得去年的六月

当娟娟关上车门她泪奔而去

喔!我面无表情

她那凄迷的眼睛

温暖的小手轻柔的声音

再也不属于我

只有那最后的话语

她说:我知道我只能活在你最寂寞孤独的日子里

可爱的男孩!吉普赛的你我只是你一个小小的回忆

很快你就忘记

喔......我马不停蹄的忧伤

马不停蹄向远方奔去

喔......我马不停蹄的忧伤

马不停蹄我要忘记这里

喔......我马不停蹄的忧伤

马不停蹄向远方奔去

喔......我马不停蹄的忧伤

马不停蹄我究竟要到哪里

     梵宫，基本上把梵天、梵蒂冈、阿房宫的光都沾过来了，外面气势恢宏，里面金碧辉煌，教堂的高屋顶，搭配上佛教的艺术品，另有现代化的灯光变幻万千，如入大片意义上的极乐世界，极尽奢华之能事，问题是——这跟宗教原意有什么关系？佛教本来应是禁欲相当严格的宗教，在这儿，基本上就是一大堆珠光宝气。

现代多媒体技术的辅助也许会让人产生一种感官上的宗教体验，在杰克逊布加勒斯特演唱会上，无数观众都犹如酒神附体，伴随着激烈的身体反应：尖叫、痛哭、昏厥……最强大的巫术也不过如此，但真正心灵上的皈依还有赖于孤独的反思，这一点伟大如杰克逊也爱莫能助，甚至还自身难保。

     不过，如果做得不是那么俗的话，作为艺术观赏倒也很值得一看。比如离梵宫不远的九龙灌浴就很有意思嘛。广场上矗立着一朵巨大的莲花宝座，据说佛祖就在莲花中诞生。宝座由四个金刚托起，底部衬托着白色的圆形大理石水池，九条飞龙和八个形态各异的供养人环绕着巨大的水池。仪式开始，伴随着史诗般的《佛之诞》音乐，水池上的喷泉从龙嘴里喷出，飞天起舞。喷泉随着乐声和节奏，表现出高低错落，轻重缓急，那四位神态勇猛，甚至有些狰狞的金刚逐渐被浸湿，仿佛为圣水所浇醒一般。由于喷泉的对比，他们看似也有了动静。一只鸽子扑哧飞过，立在石柱上打望。我又凑近到水池边上观赏，不防音乐达到最高潮，喷泉以最大力度向上喷去，九条龙一起为佛祖洗礼。水落下来，打在我身上。仰头望去，水光四溢，如露如电，确如梦幻。

      《八部半》的暗示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导演？它的新意是，你周围的人和事都是依托你的视角而建构出来的，一切真相最终只与你本人有关。

导演基多和曾轶可。

    赵老师以窦老师的问题为轴心开始绕，把窦老师绕糊涂了，梁老师跟着赵老师延同一方向绕，想分担一些做功，实际上是使绕度增加了一倍。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真理越绕越明？赵绕绕（赵饶饶）老师是一只从远古的央视时代长途奔徙而来的棕熊，企图凭借高贵的血统和老而弥坚的精力，再开人生第二春，无奈终究要被钉死在键盘上，制成标本，运到北极，变成北极熊，好冷好寂寞。

     早就听说过，哈市的中央大街俄式建筑居多，颇有特色，又听说，哈市的大姑娘漂亮时髦，有不少混血的白俄后裔。“中央”和“大”加起来，已经颇能传达出来些什么了。遗憾的是，我住就住在中央大街，离地标性建筑防洪纪念碑不过百来米远，松花江也就在旁边，甚至比松花蛋更近。我一出门，就身处中央，由于长期自我边缘化，一时还有点不能适应，得来太不费功夫，少了点意淫周转的乐趣。白天活动匆匆，只觉这儿的建筑特色确实像是来自另一文明，而大姑娘也确实不少，概是由于此地夏天珍贵的缘故，所以更加不爱长装爱短装吧。大街的路道并不宽，地上铺的是有百年历史的石头，据说这跟香榭丽舍等欧洲大街倒是很相像。比起别处的步行街，这条大街的消费功能似乎让位给了游览功能，除了一些标榜俄罗斯工艺品的商店外，看不到特别大的百货商店，来往行人虽多，却也少见大包小包的血拼者。而大姑娘们虽也很时尚，却又不乏家常，由于在这条街上休闲的意义大于消费，于是时尚的物化和装饰感也就淡化了。

         晚上去看冰舞表演，也是在松花江边上，时值傍晚，天空微红，风景虽然有些凌乱，却也别有野趣。我看着夕景，等同行的O老师抽完一支烟，进到了表演的礼堂。这又是一个令人怀旧的空间，我想起或许全国过去的很多大礼堂、文化馆、电影院都是模仿它而建的，只不过传递到譬如我家乡那样的小城镇，已经变异了许多，那些修建的工匠可能从未看到过这么一幅原始的摹本。它应传自苏联，在它身上还可以看出一些宗教建筑的痕迹，符号性大于功能性，否则屋顶根本不必如此之高，但当传到越来越远的地方时，这种功能性就逐渐开始遗忘符号性了，或者说，另一种符号性开始取而代之。所谓冰舞表演即是花样滑冰和杂技的混合，我趣味比较低俗，对于这种过于舞台化的艺术不是很有兴趣和耐心，另外，觉得如果能将表演的每个环节，用譬如天鹅湖般统一的故事性情节串联起来或许会更有意思。其一是保证了表演的统一性，其二为表演增加了一个戏剧性的赌注，其三可以使得风格更鲜明。有的桥段还是很惊险和精彩的，但我确实比较低俗，当一组男演员排成竖直队列，顺利地挨个滑冰穿过一女演员的胯下，而这个女演员身上还站着另一个人的时候，我认为整个表演达到了高潮。同时，禁不住一直在想，这些演员顶多也就十七八岁，靠这一行能营生吗？在现在这样的环境下，进不了文工团，演出的票房又不如二人转，他们的前途如何？

         一个小时后，已经回到了中央大街，O老师的一番话让我倍感惭愧，他说他在看的时候最大的感触是：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年轻人该怎么办？跟我正相反。O老师显然被演出的青春激情所感染了，他说，在上海他可能根本就没机会去看这么一场演出，即使别人送票，他也很可能会转送他人。而即便去看，恐怕也不会有现在这样强烈的感触。此刻，在这么一个祖国最北的大城市，华灯初上，夜色朦胧，某种地理和场景上的时差带来的时空恍惚，又让他回到了年轻时代。若干年前，他曾跟着工厂的货车驶往更北的地方，路过哈市，匆匆一瞥，而今细看，几十年已经过去了。

     时间不过9点多，如果在南京路或淮海路，此刻必定灯火通明，行人如织，而此刻中央大街却已经昏暗影绰，游人稀疏了。路上没有大的街灯，借着周边个别未打烊的商店灯光和来自别处的城市之光，街道显得迷蒙和舒爽，脚底接触石板街面，在抬起落下中，有些悠长回环的弹性和余韵。在街道两边的几家啤酒广场却十分热闹，所谓啤酒广场就是用大帐篷搭起来的半露天超大排档，主要供应啤酒和烧烤。我们一共看到三家，每隔两三排建筑就有一家，往回走的时候，因为倒数第一家有人在大声歌唱，便挑了这一家坐下。遗憾的是，这家没有黑啤，于是喝了一扎黄啤之后，我们又换了一家。这儿的黑啤比起Guiness，浓度和香度都不在一个档次，但价格也大大便宜啊，而且也比较清爽。旁边有一群俄国青年人也在喝，有一个小伙子结束之后竟然还来问我们要酒瓶，想去退押金，门槛不可谓不精。跟O老师随便聊了几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最后F老师谈起了他的第一次出门：红卫兵串联末期，两个年少的围棋棋友，火车，苏州，清早扫地的人……

       虽然没去过莫斯科郊外，但哈尔滨中央的晚上也不错。总的感觉这是一个历史大于当下，深度大于广度的城市，如今的城市面积根本容纳不下它的回忆和雄心，通过那些高大厚重的俄式建筑，你还可以触摸到它那未发育完全的巨大骨架，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悲剧性的意象，相反这造就了城市的密度。在地广人稀的东北，这种高密度使人们在地理和心理上更加集中，拥挤出俗世的温暖和喧嚣，这跟临近的俄罗斯应该不太一样吧。

     红色的平房以期待拥抱的姿态像零落的蘑菇生长在草甸上，静悄悄的小河从它们旁边划过， 如果一阵风沿河水逆流而上，抹过青草和泥土，则那些红色屋顶将正好吻到她的下颌。丛林树木高大，层次分明，干净并且友善，一汪汪水域时隐时现，跟着车辆转弯，它们是丛林中司艺术的精灵，像梦一般在这儿流淌、萦绕，是一颗颗用来向上苍施礼的泪珠，以其静谧和纯洁而令人微微心痛。

 电动保险套：让男人省事，让女人不省人事。

远古最后的王 说:

 我记得中学学过伊春有东北虎

 所以估计环境很棒

局 说:

 有原始森林

 中学功底不错嘛

惭愧。

      昨晚上看完《安德烈·卢勃廖夫》，对“忧郁”这个词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以往，都是放在“巴黎的忧郁”这个层面来理解的，在这个意义上，忧郁是一种唯美主义的，没有具体所指的忧愁，他甚至是诗人、骑士或者才女和贵妇要去刻意寻求或酝酿，能够赐予她们以高贵魅力的金色光线：你好，忧愁。而俄罗斯的忧郁却是一种悲苦的情结，而非美学的情调，它由历史和记忆而来，由苦难、孤独、思乡而来，是一种汇入民族血液的集体无意识。如果再联系黑人的布鲁斯（Blues）音乐根源，就更好理解了，这里的忧郁（blue）不是黯然的眼神或忧伤的韵脚，而是黑人与河的低吟和抽泣。关于忧郁，本雅明还有过更深入的分析，他是怎么说的来着，我想着想着就睡着了……本来以为会做一个沉重的梦，结果今早是被一身鸡皮疙瘩给痒醒的，我竟忽然回想起大学时代的一些傻事，不禁一阵肉麻，像大腹便便的胖翻译官，被小兵尴尬耳提面命，欲罢不能。我本以为已经到了与往事干杯的年龄，那知往事竟还能将我来调笑，好不尴尬。想到我竟然从忧郁这么自然地过渡到尴尬，就更让人尴尬了。  

  不得不说Cohen的构思能力还是相当强的：

         "我"是一个民俗学家，研究的是一个加拿大很小的印第安部族，这个部族的最大特点是：从来没赢过。“我”的老婆伊迪丝就是这个部族的一个女人。F，从小跟”我“长大的哥们，是引导”我“又折磨"我"的精神导师，同时也是"我"的同性恋伴侣。而事实上，F和伊迪丝一直在偷情。还有一个女人叫凯瑟琳·特卡奎萨，是”我“精神上的恋人和圣母，她是一个活在三百年前的印第安女人，信奉了基督教，并且终身以自残来赎罪，最终成了有名的贞女，死后还频频以神迹显灵。当”我“想到她（凯瑟琳·特卡奎萨）的时候，我就可以还原一段段三百年前加拿大的殖民历史。

         可惜的是，自动写作把一切变成了痴言诳语，变成了癫痫病人的抽搐和白沫，不过这倒确实很摇滚。书是66年问世的，文体基本上可以说是对乔伊斯、亨利·米勒、新小说的模仿和杂糅。不过，Cohen说这本书是伏在乱石、雏菊和野草中写就的，写的时候他从不遮挡阳光。如图：这为它谋得了尊重。

《追忆》中的时间寓言

德勒兹在《普鲁斯特与符号》中，将《追忆》看作一个学习过程，而不是回忆过程。“追忆”的时间面向未来，而非过去。他指出《追忆》中有四种符号：社交符号、爱情符号、感觉符号和艺术符号，主人公的生命便是对这四种符号的学习和认识过程。四种符号对于他的意义和价值不尽相同，它们对应着四种时间：失去的时间、逝去的时间、重新发现的时间以及重现的时间。从名称中就可以发现，这四种时间是有等级差别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最后一种时间，既在艺术符号中把握的“重现的时间”，它是绝对的、原初的、永恒的时间。它将符号和意义联结在一起，而且还将之前的其它几种符号和时间包容到了自身之中，赋予它们以全新的意义。对于《追忆》，德勒兹显然是抱着乐观态度的，他认为《追忆》的写成即代表着对于艺术符号的彻底掌握，如同从大教堂中洒下的重现的时光，返照着普鲁斯特的生命。他认识了自己生命中的真理，同时也实现了毕生做伟大作家的梦想。

保尔•利科在《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形》中认为德勒兹的观点，为《追忆》加了一个赌注，这个赌注即真理，从而有别于那些只留意其中的不自觉回忆的人们，这是深具分量的。但是，与此同时，他却又弱化了《追忆》的另一个赌注——时间。德勒兹使得作品中对真理的学习凌驾于对时间的塑形之上，这却并不全面。保尔•利科进而认为应将《追忆》视作一个椭圆结构，椭圆的这一边是“寻找”，他对应的是“时间”；另一边则是“顿悟”，他对应的是“真理”，它是超时间的。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制衡，前者抗拒后者绝对的诠释地位，而后者则又使得前者变得毫无实质性意义。

其实，利科也在《追忆》中发现了四种时间。如上段所述，一是失去的时间，一是超时间。还有便是寻回的时间和归并时间。

先来看寻回时间。普鲁斯特运用了两个途径来将时间寻回，一是文体上的隐喻手法，二是视觉上的“辨认”。之于隐喻，它将两个不相关的事物连结在一起，就让它们摆脱了外在时间的锁链，直接抽取了它们的本质，这是一种艺术中的“因果法则”。但这还不够，还需加上视觉上的途径。视觉上的途径，就是去辨认，去用一种先验的、本质的感受去看和捕捉。其实，这二者是可以沟通的，普鲁斯特在书中说：当你认清，或者还没认清一个人，而叫出他的名字时，实际上就是在同一名称下思考两个事物。在这句话中，隐喻和辨认建立起了一种对等：首先是逻辑上的对等：即都是对于两个事物的思考和把握；其次是时间上的对等：即都是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建立联系。

利科进一步追问的是，那么隐喻和辨认，也即文体和视觉之间是什么关系呢？这触及了《追忆》的根本问题，如果说文体和视觉代表了文学和感受（追寻失去的时间就是追寻失去的感受）的话，那这个问题就是文学与感受，或者说是文学与生活之间为何种关系的问题。再具体一点，这个问题是：如何在对于符号的抽象和方向性破译中，保持生活内容的自在自由和多样性?

答案是：正是寻回的时间促成了文学与生活的和解。因为，寻回时间连结的两端，一端是椭圆的“超时间”的文学的一面，而另一端是“失去的时间”的生活的一面。当时间被寻回之后，我们就有权说“寻回的时间表明失去的时间再现于超时间中，正如寻回的感受表明生活再现于艺术作品中”（p.283，当然，对于作家来说，寻回时间与文学创作这两个行动是同步的）。

然而，保尔•利科不如德勒兹那么乐观。他认为超时间并不是终点，而只是一个过渡，它要过渡向的是归并时间。在寻回时间的最后，当普鲁斯特把那么多的时间并入自己的现在时之后，感到的是如同栖息在巅峰般的晕眩，这个形象表明，我们最终还是被包含进了时间中。“寻回时间，也就寻回了死亡”（p.283），普鲁斯特处于其创作为死亡所终结的恐惧中。正是由于这种焦虑和思考（即我们终究还是在时间之内），所以普鲁斯特在最后要让他自己和其他人在时间中各归其位？与狭窄的空间相比，这里宽敞多了，可以容得下所有人。

保尔•利科：《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形》，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

 德勒兹：《普鲁斯特与符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凉快的事莫过于乘坐一趟森林火车，在树荫下面穿行，阳光被树木掰弯了，顺手推舟地铺在铁轨上休憩，车上乘务员的绿色制服、贵妇的白色礼貌、摊开的小说、零散的纸牌、几乎要被忽略的汽笛声，无不染上了林中的暗影，一切都在随着火车运转，像一首回旋的小提琴曲，终于要离开森林了，人们远远看见了露天下曝晒万物的大太阳，就在即将离开阴影的一刹，他们看清原来前方是一片宽广的水域，火车全速启动，驶向海底两万里。

    杰克逊

     杰克逊身前被视为怪物，身后被视为神明。与其说这是对死者的同情和尊重，毋宁说是对死神的谄媚。在死亡面前，每个人都成了势利眼。

      理发师

    今天碰到一个优秀的理发师。优秀之处在于在理发的时候，他不会一直絮叨，在诋毁我头发的天资之同时，推销药水之神奇。有那么两次，我就让他演练了口才，赚得了资本，获取了成就感，培养了自信心。当然，大多数时候，他眼看着抽屉就要拉开，那不防我咯吱一声又关上，还夹了一下手，弄得皆大不欢喜。今天这位手法干净利落，嘴上密不透风，实属罕见。问题是，我如果认准了他，下次还找他的话，长此以往，培养了感情，他又难免不给我喋喋不休。吊诡。

      常熟的破山兴国寺

     常健的“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就写于此处。此寺是“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破山兴国”这个搭配很有气势哦。“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又说“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庭院背后确实是一片竹林。“曲”，玄思更深，“竹”，多了个意象，色彩感更强。我还是更喜欢后者。远处的青山随手机铃声而来，我还是没能够着佛祖额上的青苔。

曾轶可

      声音不准不要紧，Bob Dylan也不准，吉他总得调准吧。

       包小柏要再敢玩第三次的话，那就是“狼来了”。包小柏貌似客观，其实主观，沈黎晖貌似主观，实则客观。下三路的游戏就要有下三路的玩法，以为您是春晚总导演呢？

潜伏

        大多数时候享受被书籍或电影的放养，偶尔也要享受电视剧的驯养。无论再难看的电视剧，当你坚持边骂边看到最后一集的时候，毫无疑问你已经被它驯养，甚至包养了。提起驯养这个词，就不得不让人想起《小王子》，我的朋友bs将小王子和狐狸与麦子的关系纳入SM的视野下进行考量，别具匠心。潜伏的最后一集，颇有大片的气势，在飞机场相遇那一场，适合播放类似《保镖》或者《走出非洲》那样的伴奏。《潜伏》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如下影响：1、走路努力结合特务与打桩摸子的优点于一体；2、任何文件，哪怕是请假条揣在手上，都很有感觉；3、对于微妙的关系充满微妙的好感。

by 小楼   

另推荐：音乐人阿开

  我们就像福尔摩斯有一次办案的时候调用的贝克街少年情报搜集员一样，熟悉这里的每一条小巷，每一条溪流，每一口池塘，每一个作坊、工厂，每一个商店，熟悉这里的幼儿园、小学、医院、电影院的每一个角落。这个小镇对我们已经完全摊开，毫无保留，但是让我们懊恼的是，我们一直没有进入了小镇最北面的那个粮站，因为它有一个大铁门，而且从没见它打开过，直到有一个六月的芬芳的下午。那恰好是梅雨季节，浓厚的云层低低地压着甘蔗林，那架势，就像一头巨大的老虎不屑一顾地抚摸着脚下的大地，云层离我们的头顶很近，几乎就像戴在我们的头上。云层上面的天空太蓝了，它就像上帝亲自调配出来的蓝色，不含任何的杂质。那些在蓝天下面游弋的燕子，它们的翅膀沾满了水，以至于它们的身躯都鼓胀了开来，它们穿梭在云层之间，悠闲地，逐渐地，变大，膨胀，像一团雾，或者像一团发开的面粉。这样的六月真让人琢磨不透，真让我们感到很渺小而忧伤，不过我们甚至都来不及忧伤，雷雨就已经来了。云层很快就变黑，阳光很快就被浓黑的云层给挡住，尽管还有一些光线不屈不挠地刺破黑云，落在人间，落在我们的头上，就像天上的恩泽悄悄地给我们的心注入了欢乐，让我们处在大海的漩涡中。很快，远处的一道闪电像刀子一样插在了甘蔗地上空，轰隆隆的雷声随即为此发出粗暴的喝彩声，整个世界迅速地黑暗了下来，像一头巨大的鲸鱼在乌蓝的海水中痛苦地翻滚着。雨很快，也异常着急地下下来了，雨水是绿色的，我们躲在被大风压弯的凹陷的甘蔗林里，没有丝毫的恐惧，反而兴高采烈，我们大声呼号着，但被远处的滚滚的雷声淹没了。滚滚的雷声加重了我们的惆怅。十几分钟后，暴雨忽然停止，天空的黑罩倏然消失，好像被人轻轻取走了一样，我们的头顶出现了一个湛蓝的华盖。一切又重新沐浴在温和的阳光里。这就是亚热带。这就是亚热带干净、湛蓝的天空，芬芳、黏稠的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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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作者预言杰克逊活不过十年
http://ent.sina.com.cn 2005年07月15日09:34 工人日报天讯在线

           迈克·杰克逊带来了“巨星”这个概念，他依托于流行音乐和平民文化而成为英雄，却又创造了一种与平民生活截然相对的表现方式和生活方式，像月亮上的男人，或者镜中的男人，一砸就碎，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真假，镜子外面的人更从何而知？

《论写作》 
　　 
　　原著：雷蒙德．卡佛 
　　翻译：小二 
　　 
　　还是在六十年代中期，我就对长篇叙事小说失去了兴趣。在一段时间里，别说是写，就连读完一篇都觉得吃力。我的注意力难以持久，不再有耐心写长篇。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说来话长，我不想在这儿多罗嗦了。但我知道，这直接导致了我对诗和短篇小说的爱好。进去，出来，不拖延，下一个。也许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没了雄心壮志。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倒是件好事了。野心和一点运气对一个作家是有帮助的，但野心太大又碰上运气不好的话，会把一个作家置于死地。另外，没有才华也是不行的。 
　　 
　　有些作家很有才华，我还真不知道一点才华都没有的作家。但是，对事物独特而准确的观察，再用恰当的文字把它表述出来，则又另当别论了。《加普的世界》其实是欧文(John Irving)自己奇妙的世界。对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而言，则存在着另外一个世界。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和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有他们自己的世界。对奇佛(Cheever), 厄普代克(Updike), 辛格(Singer), 埃尔金(Stanley Elkin), 贝蒂(Ann Beattie), 奥齐克(Cynthia Ozick), 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 罗宾森(Mary Robison), 基特里奇(William Kittredge), 汉纳(Barry Hannah)和勒奎恩(Ursula K. LeGuin)来说，都存在着一个与他人完全不同的世界。每一个伟大的作家，甚至每一个还可以的作家，都在根据自己的规则来构造世界。 
　　 
　　以上所说的和所谓的风格有点关系，但也不尽然。它像签名一样，是一个作家独特的、不会与他人混淆的东西。它是这个作家的世界，是把一个作家与另一个作家区分开来的东西，与才华无关。这个世界上才华有的是，但一个能持久的作家必须有自己独到的观察事物的方法，并能对所观察到的事物加以艺术地叙述。 
　　 
　　黛因生（Isak Dinesen）曾说过，她每天写一点。不为所喜，不为所忧。我想有一天我会把这个抄在一张三乘五寸的卡片上，并贴在我写字台正面的墙上。我已在那面墙上贴了些三乘五的卡片，“准确的陈述是写作的第一要素” －－庞德(Ezra Pound)，就是其中一张。我知道，写作不仅仅只是这一点。但如能做到‘准确的陈述’，你的路子起码是走对了。 
　　 
　　我墙上还有张三乘五寸的卡片，上面有我从契可夫（Chekov）的一篇小说里摘录的一句话：“……突然，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我发现这几个字充满奇妙和可能性。我喜欢它们的简洁以及所暗示的一种启示。另外，它们还带着点神秘色彩。过去不清楚的是什么？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变得清晰了？什么原因？还有个最关键的问题－－然后呢？这种突然的清晰必然伴随着结果，我感到一种释然和期待。 
　　 
　　我曾无意听到作家沃尔夫(Geoffrey Wolff)对他的学生说：“别耍廉价的花招” 这句话也该写在一张卡片上。我还要更进一步：“别耍花招” 句号。我痛恨花招，在小说中，我一看见小花招或伎俩，不管是廉价的还是精心制作的，我都不想再往下看。小伎俩使人厌烦，而我又特别容易感到厌烦，这大概和我注意力不能长时间集中有关。和愚蠢的写作一样，那些自以为聪明和时髦夸张的写作也使我昏昏欲睡。作家不需要靠耍花招和卖弄技巧，你没必要是个聪明绝顶的家伙。尽管你有可能被人看成傻子，作家要有面对简单的事物，比如落日或一只旧鞋子，惊讶得张口结舌的资质。 
　　 
　　几个月前，巴思(John Barth)在纽约时报的书评专栏里曾提到，十年前，参加他写作短训班的学生，大多对‘形式创新’ 着迷。而现在不太一样了。那些自由开放的实验小说不再时髦，他担心八十年代的人又开始写那些老生常谈的小说。每当听见人们在我面前谈论小说的‘形式创新’，我总会感到不太自在。你会发现，很多不负责任、愚蠢和模仿他人的写作，常常都是以‘实验’为幌子。这种写作往往是对读者的粗暴，使他们和作者产生隔阂。它不会给我们带来与世界有关的任何新信息，只是描述一幅荒凉的景象，几个小沙丘，几只蜥蜴，没有任何人和与人有关的东西。这是个只有少数科学家才会感兴趣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真正的实验小说必须是原创的，它是艰苦劳动的回报。一味地追随和模仿他人对事物的观察方法是徒劳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巴塞尔姆，另一个作家如果以‘创新’ 的名义，盗用巴塞尔姆特有的灵感或表达方式，其结果只会是混乱，失败和自欺欺人。如庞得所说，真正的实验小说应该是全新的。 而且，不能为创新而创新。如果一个作家还没有走火入魔的话，他的世界和读者的世界是能够沟通的。 
　　 
　　在一首诗或一篇短篇小说里，我们完全可以用普通而精准的语言来描述普通的事情，赋予一些常见的事物，如一张椅子，一扇窗帘，一把叉子，一块石头，或一付耳环以惊人的魔力。纳博科夫(Nabokov)就有这样的本事，用一段看似无关痛痒的对话，让你读后脊背发凉，并感受到艺术上的享受。我对这样的作品才感兴趣。我讨厌杂乱无章的写作，不管它是打着实验小说的旗号还是以现实主义的名义。在巴别尔(Isaac Babel)的那部绝妙的小说《盖 • 德 • 莫泊桑》里，叙述者有这么一段有关小说写作的话:“没有什么能比一个放在恰当位子上的句号更能打动你的心。”这句话同样应该写在一张三乘五的卡片上。 
　　 
　　康奈尔(Connell)在谈论小说修改时说，当他开始删除一些逗号，随后又把这些逗号放回原处时，他知道这部小说差不多写完了。我喜欢这种认真的工作方式。我们作为作家，唯一拥有的只是些字和词。只有把它们连同标点符号一起，放在恰当的位子上，才能最好地表达我们想说的东西。如果词句因为作者自己的情绪失控而变得沉重，或由于某种原因而不能够准确，读者的艺术感官就不会被你的作品触动，从而无法对它感兴趣。詹姆士(Henry James)称这一类不幸的写作为“微弱的陈述。” 
　　 
　　我有朋友曾对我说，因为需要钱，他不得不赶着写完一本书。编辑和老婆都在后面催着呢，说不定哪天就会弃他而去，等等。对自己写得不好的另一个借口是：“如果再花点时间的话，我会写得更好。”当我听见我的一个写长篇的朋友说这句话时，我简直有点目瞪口呆了，直到现在我还有这种感觉。虽然这不关我什么事，但是，在写一部作品时，你如果不把全部的本事都用上，你为什么要写它呢？说到底，一个尽自己最大能力写出来的作品，以及因写它而得到的满足感。是我们唯一能够带进棺材里的东西。我想对我的那位朋友说，看在老天的份上，您干点别的什么吧。这个世界上总还有些既容易又能保持诚实的赚钱方法吧。或者，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写，写完就完了，不要找借口，不要抱怨，更不要解释。 
　　 
　　在一篇叫做《短篇写作》的文章里，奥康纳把写作比作发现。她说当她准备写一部小说时，常常不知道她到底要写些什么。她怀疑大多数作家在一开始就知道小说的走向。她用《善良的乡村人》这部小说作为例子，来说明她的写作过程。她常常是在小说快写完时才知道该怎样去结尾。 
　　 
　　‘我开始写那部小说时，并不知道里面会有一个有一条木腿的博士。有天早上，我在写两个我较熟悉的女人。我给其中的一个安排了一个有条木腿的女儿，我又加了个推销圣经的人物，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在小说中将会干些什么。我不知道他会去偷那条木腿，直到我写了十几行后才有了这个想法。但这个主意一形成，一切都变得那么必然。’ 
　　 
　　有一次，我坐下来写最终成为一部很不错的小说。开始，我只有开头的一句话：“当电话铃响起的时候，他正在吸尘。”接下来的几天里，这句话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我知道有个故事在那儿跃跃欲试，我能从骨子里面感到那句话是一个故事的开头，如果我能有时间的话，那怕只有十几个小时，我会写出个很好的故事。我终于在一个早上坐了下来，并写下了那句开头。很快，其他句子接踵而至。就像我写诗时那样，一句接着一句。不一会儿，一个短篇就成形了。我知道我终于写出了一个我一直想写的故事。 
　　 
　　我喜欢小说里有些恐慌和紧张的气氛，起码它对小说的销售有帮助。好的故事里需要一种紧张的氛围，某件事马上就要发生了，它在一步一步地逼近。小说里的这种氛围，是靠实实在在的词创造出来的视觉效果。同时，那些没写出来的、暗示性的东西，那些隐藏在平滑（或微微有点起伏）的表层下面的东西，也会起到同样的效果。普里切特(V. S. Pritchett)给短篇小说的定义是：“眼角闪过的一瞥。”请注意这‘一瞥’。先是有‘一瞥’，再给这‘一瞥’赋予生命，将这‘一瞥’转化成对当前时刻的阐明。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进一步对事情的结果和意义加以延伸。短篇小说家的使命就是充分地利用这‘一瞥’，用智慧和文学手法来展现作者的才华，尺寸感，适度感，以及对外界事物的看法――我这里特别强调与众不同的看法。而这一切，是要靠清晰准确的语言来实现的。用语言赋予细节以生气，使故事生辉。语言精准了，细节才会具体传神。为了准确地描述，你甚至可以用一些通俗的词。只要运用得当，它们同样可以起到一字千斤的效果。 
　　 
　　 
　　Dec. 7, 2006 
　　 
　　 
　　<On Writing> 
　　Raymond Carver 
　　 
　　Back in the mid-1960s, I found I was having trouble concentrating my attention on long narrative fiction. For a time I experienced difficulty in trying to read it as well as in attempting to write it. My attention span had gone out on me; I no longer had the patience to try to write novels, it’s an involved story, too tedious to talk about here. But I know it has much to do now with why I write poems and short stories. Get in, get out. Don’t linger. Go on. It could be that I lost any great ambitions at about the same time, in my late twenties. If I did, I think it was good it happened. Ambition and a little luck are good things for a writer to have going for him. Too much ambition and bad luck, or no luck at all, can be killing. There has to be talent. 
　　 
　　Some writers have a bunch of talent; I don’t know any writers who are without it. But a unique and exact way of looking things, and finding the right context for expressing that way of looking, that’s something else. The World According to Garp is, of course, the marvelous world according to John Irving. There is another world according to Flannery O’Connor, and others according to William Faulkner and Ernest Heminway. There are worlds according to Cheever, Updike, Singer, Stanley Elkin, Ann Beattie, Cynthia Ozick, Donald Barthelme, Mary Robison, William Kittredge, Barry Hannah, Ursula K. LeGuin,. Every great or even every very good writer makes the world according to his own specifications. 
　　 
　　It’s akin to style, what I’m talking about, but it isn’t style alone. It is the writer’s particular and unmistakable signature on everything he writes. It is his world and no other. This i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distinguish one writer from another. Not talent. There’s plenty of that around. But a writer who has some special way of looking at things and who gives artistic expression to that way of looking: that writer may be around for a time. 
　　 
　　Isak Dinesen said that she wrote a little every day, without hope and without despair. Someday I’ll put that on a three-by-five card and tape it to the wall beside my desk. I have some three-by-five cards on the wall now. « Fundamental accuracy of statement is the ONE sole morality of writing. » Ezra Pound. It is not everything by ANY means, but if a writer has « fundamental accuracy of statement » going for him, he’s at least on the right track. 
　　 
　　I have a three-by-five up there with this fragment of a sentence from a story by Chekov : « … and suddenly everything became clear to him .» I find these words filled with wonder and possibility. I love their simple clarity, and the hint of revelation that’s implied. There is mystery, too. What has been unclear before? Why is it just now becoming clear? What’s happened? Most of all – what now? There are consequences as a result of such sudden awakenings. I feel a sharp sense or relief – and anticipation. 
　　 
　　I overheard the writer Geoffrey Wolff say « No cheap tricks » to a group of writing students. That should go on a three-by-five card. I’d amend it a little to « No tricks. » Period. I hate tricks. At the first sign of a trick or a gimmick in a piece of fiction, a cheap trick or even an elaborate trick, I tend to look for cover. Tricks are ultimately boring, and I get bored easily, which may go along with my not having much of an attention span. But extremely clever chi-chi writing, or just plain tomfoolery writing, puts me to sleep. Writers don’t need tricks or gimmicks or even necessarily need to be the smartest fellows on the block. At the risk of appearing foolish, a writer sometimes needs to be able to just stand and gape at this or that thing - a sunset or an old shoe – in absolute and simple amazement. 
　　 
　　Some months back, in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John Barth said that ten years ago most of the students in his fiction writing seminar were interested in « formal innovation », and this no longer seems to be the case. He’s a little worried that writers are going to start writing mom and pop novels in the 1980s. He worries that experimentation may be on the way out, along with liberalism. I get a little nervous if I find myself within earshot of somber discussions about « formal innovation » in fiction writing. Too often « experimentation » is a license to be careless, silly or imitative in the writing. Even worse, a license to try to brutalize or alienate the reader. Too often such writing gives us no news of the world, or else describes a desert landscape and that’s all – a few dunes and lizards her and here, but no people; a place uninhabited by anything recognizably human, a place of interest only to a few scientific specialist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real experiment in fiction is original, hard-earned and cause for rejoicing. But someone else’s way of looking at things – Barthelme’s, for instance – should not be chased after by other writers. It won’t work. There is only one Barthelme’s peculiar sensibility or mise en scene under the rubric of innovation is for that writer to mess around with chaos and disaster and, worse, self-deception. The real experimenters have to Make It New, as Pound urged, and in the process have to find things out for themselves. But if writers haven’t taken leave of their senses, they also want to stay in touch with us, they want to carry news from their world to ours. 
　　 
　　It’s possible, in a poem or a short story, to write about commonplace things and objects using commonplace but precise language, and to endow those things – a chair, a window curtain, a fork, a stone, a woman’s earring – with immense, even startling power. It is possible to write a line of seemingly innocuous dialogue and have it send a chill along the reader’s spine – the source of artistic delight, as Nabokov would have it. That’s the kind of writing that most interests me. I hate sloppy or haphazard writing whether it flies under the banner of experimentation or else is just clumsily rendered realism. In Isaac Babel’s wonderful short story, « Guy de Maupassant, » the narrator has this to say about the writing of fiction: « No iron can pierce the heart with such force as a period put just at the right place. » This too ought to go on a three-by-five. 
　　 
　　Evan Connell said once that he knew he was finished with a short story when he found himself going through it and taking out commas and then going through the story again and putting commas back in the same places. I like that way of working on something. I respect that kind of care for what is being done. That’s all we have, the words, and they had better be the right ones, with the punctuation in the right places so that they can best say what they are meant to say. If the words are heavy with the writer’s own unbridled emotions, or if they are imprecise and inaccurate for some other reason – if words are in any way blurred – the reader’s eyes will slide right over them and nothing will be achieved. The reader’s own artistic sense will simply not be engaged. Henry James called this sort of hapless writing « weak specification ». 
　　 
　　I have friends who’ve told me they had to hurry a book because they needed the money, their editor or their wife was leaning on them or leaving them – something, some apology for the writing not being very good. « It would have been better if I’d taken the time. » I was dumbfounded when I heard a novelist friend say this. I still am, if I think about it, which I don’t. It’s none of my business. But if the writing can’t be made as good as it is within us to make it, then why do it? In the end, the satisfaction of having done our best, and the proof of that labor, is the one thing we can take into the grave. I wanted to say to my friend, for heaven’s sake go do something else. There have to be easier and maybe more honest ways to try and earn a living. Or else just do it to the best of your abilities, your talents, and then don’t justify or make excuses. Don’t complain, don’t explain. 
　　 
　　In an essay, simply enough, « Writing Short Stories », Flannery O’Connor talks about writing as an act of discovery. O’Connor says she most often did not know where she was going when she sat down to work on a short story. She says she doubts that many writers know where they are going when they begin something. She uses « Good Country People » as an example of how she put together a short story whose ending she could not even guess at until she was nearly there: 
　　When I started writing that story, I didn’t know there was going to be a Ph.D. with a wooden leg in it. I merely found myself one morning writing a description of two women I knew something about, and before I realized it, I had equipped one of them with a daughter with a wooden leg. I brought in the Bible salesman, but I had no idea what I was going to do with him. I didn’t know he was going to steal that wooden leg until ten or twelve lines before he did it, but when I found out that this was going to happen, I realized it was inevitable. 
　　When I read this some years ago, it came as a shock that she, or anyone fot that matter, wrote stories in this fashion. I thought this was uncomfortable secret, and I was a little uneasy with it. For sure I thought this way of working on a short story somehow revealed my own shortcomings. I remember being tremendously heartened by reading what she had to say on the subject. 
　　 
　　I once sat down to write what turned out to be a pretty good story, though only the first sentence of the story had offered itself to me when I began it. For several days I’d been going around with this sentence in my head: « He was running the vacuum cleaner when the telephone rang ». I knew a story was there and that it wanted telling. I felt it in my bones, that a story belonged with that beginning, if I could just have the time to write it. I found the time, an entire day – twelve, fifteen hours even – if I wanted to make use of it. I did, and I sat down in the morning and wrote the first sentence, and other sentences promptly began attach themselves. I made the story just I’d make a poem; one line and then the next, and the next. Pretty soon I could see a story, and I knew it was my story, the one I’d been wanting to write. 
　　I like it when there is some feeling of threat or sense of menace in short stories. I think a little menace is fine to have in a story. For one thing, it ‘s good for the circulation. There has to be tension, a sense that something is imminent, that certain things are in relentless motion, or else, most often, there simply won’t be a story. What creates tension in a piece of fiction is partly the way the concrete words are linked together to make up the visible action of the story. But it’s also the things that are left out, that are implied, the landscape just under the smooth (but sometimes broken and unsettled) surface of things. 
　　V. S. Pritchett’s definition of a short story is « something glimpsed from the corner of the eye, in passing ». Notice the « glimpse » part of this. First the glimpse. Then the glimpse given life, turned into something that illuminates the moment and may, if we’re lucky – that word again – have even further-ranging consequences and meaning. The short story writer’s task is to invest the glimpse with all that is in his power. He’ll bring his intelligence and literary skill to bear (his talent), his sense of proportion and sense of the fitness of things: of how things out there really are and how he sees those things – I like no one else sees them. And this is done through the use of clear and specific language; language uses so as to bring to life the details that will light up the story for the reader. For the details to be concrete and convey meaning, the language must be accurate and precisely given. The words can be so precise that may even sound flat, but they can still carry; if used right, they can hit all the notes。 
　　

       我反感CCTV和新闻联播，倒不反感里面的主持人，最多只有完全出于个人喜好的讨厌。在新闻联播的这几个主播里面，罗京是比较顺眼的，他从形象和声音上都有股温润的味道，比较儒雅，这气质柔化了意识形态的僵硬。这么说吧，邢质斌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硬邦邦的红头文件，无论形象和声音都是，而罗京还能让人感觉到文件所附丽的那张柔软的稿纸。

       这完全是感觉上的比较，罗京在形象和声音上讨了一些便宜，但本质上二者没什么不同。其实，邢质斌更不容易，也更专业，她扮演的是一个彻底的没有个性的人的角色。在这点上，她值得敬佩，而大多数人反感的却又正是由她以这么客观的面貌说出来的东西，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

       在我儿时就积淀下来的印象中，这批播音员是电视器屏幕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他们是构成电视机的一个部件。他们会不会由此感到失落呢？他们是名人，但他们给人的只有形象，而没有个性，他们是彻底的符号，这与他们的同事李咏、白岩紧等人还有所不同。

      不过，这些人陪伴了我们太长的时间，就像一个老挂钟或者旧沙发，以致想起他们也会怀旧。而今一个人的逝去，没有任何象征意义，却因为逝去而变得有了个性。罗京自己的时间，从现在开始流动。

        他给人以不死的印象，他总在宣读各行各界大人物的哀讯，他的声音给死者盖上最后一个印章，这些大人物是如此之高，然而他们的死亡在被他的声音宣读的时候，它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高。它是祭司的声音，是制度的声音，是不死的声音，它又是帮死亡说话的那个声音。他的死讯由另一个声音来宣读，这会不会显得有点虚假？这印章永远敲不下去了。

        他的遗像放在墓碑上，就像他的人放在屏幕上，这句话反过来说亦可。

         对于罗京最好的悼念方式就是像msn那样，列个新闻，旁边放张他的日常照，即可。那些无辜死去的人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河水向前流走 
身体不能再停留 
大地的心在阳光中感到温柔 

山峰伸开双手
让拥抱自由去远游 
思念从梦中传带来问候 

我穿过山水相连的清晨 
我回到葵花开放门口的午后

某日中午，我在沙发上津津有味的看着串味折子，小刘在大便。突然，卫生间的门开了个小缝，砰，一本书飞了出来，被摔到了地上，一个声音气急败坏的说：真受不了，安妮宝贝也太tm烧饼了！

从此以后，我人生中对一本书最严重的侮辱史翻开了新的一章。

关键词：大便，安妮宝贝，受不了，烧饼

—— phqq

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事

刚走进图书馆的厕所，照了照镜子，突然有个柔情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厕所里炸开：“最近怎么样呀？”

把我给吓了一惊，心跳直逼70码，细瞅之下发现有一个蹲位门是锁着的，原来有一位女同志刚接通电话准备联络革命友情。

我迟疑着蹲下来，犹豫着该如何解决三急问题，而不让嘘嘘声在这神奇的、回声巨大的厕所里成为电话那头的疑问：怎么？你那边在下雨？……

（此处删去不雅内容100字）

伴随着拉家常和聊八卦的艰难一分钟终于过去了，我尴尬地正准备离开，听到她说：“哎呀，我还在想，你怎么老不找我呢”

噗————

一个响亮的屁终于证实了我心中最可怕的猜想：原来她真的是一边大便一边打电话！

那头的人知道了，一定很难过吧。

——菜小鸡